魏国的农业改进不久之后，商鞅人秦，替秦国确定了一种政策，就是招引三晋的过剩人口，开垦关中的荒地，而使在数目上很有限的秦本国人，完全去做战士。这不但解决了国内的人工缺乏问题，并且从三晋来的移民，都是有最进步的耕种技术，立刻把秦国的农业促进了很多。这一种巧于适应当时客观条件的政策，自然是十分的成功。到了战国末年，又开了郑国渠，更是锦上添花。而当时的精密农业区域，也就大大的向西扩展。这不但使并中成了抵抗西北畜牧文化的稳固防地，并且以后得为秦汉大帝国的首脑部分。郑国渠溉田4万余顷，以前都是舄卤之地，现在一变而为沃野，关中的农业，因此又进展了很多。到了西汉中叶，又接连新凿了渭渠、龙首、灵轵、成国、湋渠、六辅、白渠等等，农业越加繁荣起来，所以“丰镐之间，号为土膏，贾亩一金”②。不过尽管水利如何发达，关中平原的面积，毕竟过于狭小，因为帝国建都在此，人口密集，本地的粮食生产，还是供不应求，经常必须从关东漕运大量的米谷。这在前代的运输技术情形之下，所费太大。此外中国历代的外患，多在西北，时常发生战争，而大批军队的给养，更不是关中本地所能办到。所以长安在政治上和军略上说，无论怎样适于作全国的首都，但经济的条件不足，却是一个绝大的弱点。秦汉帝国时代，关中的农业繁荣，只维持了100年上下。东汉建基以后，就逐渐衰退，以至于变为荒凉，直到过了500多年，才又有恢复的机会。纵观中国的历史，除去分裂时期不算，择都问题，总是表现着民族意志和经济因素两者的矛盾。意志较为薄弱的朝代，总是屈服于经济情势之下，而国都东迁的结果，总是国势的积弱和民族的耻辱，这是中国历史上总没有演完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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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苏秦说燕王有云：“大王之地，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而是于枣栗矣。”此尚颇带采集经济色彩。

    ②语出《汉书·东方朔传》。

    优良的灌溉工程知识，很早就随了秦国的势力传播到了巴山以南。成都平原的土质和气候都极适于农业，所差只是水利没有兴修。这个问题，到战国末年，由蜀守李冰解决了。自从离碓凿开以后，这一带的农业，遂得突飞猛进，很快就变成一个精密农业区，遥与中原相属。蜀地的占领和开发，对于秦的统一事业，发生了极大的作用。秦国政府当时采取了极正确的政策，陆续迁徙了许多人到那里，凭借固有的进步的耕种知识，大大地促进了当地的农业生产，逐渐将原来的土著夷僚排斥或同化，巩固了农业文化在这方面的基础。在整个长江流域当中，巴蜀区比较是最为进步。这一区的农业，对于汉的建国，也曾有极大的贡献。西汉政府对于开发这一区域，仍是因袭秦的政策。巴蜀广汉诸郡，形成秦汉帝国的另一谷仓，和关中区同有“陆海”之号。尤其是长江下游遇有饥荒的时候，总是需要下巴蜀之粟，以为赈济。到了东汉时代，帝国的势力在西北方面退却，关中逐渐衰落，但巴蜀区则始终保持着本来的繁荣，而且还有更向上发展的趋势。

    当时农业的进步，除了得力于灌溉工作而外，耕种方法上，也颇有改进。关于先秦的中国农业经营方法，史籍上缺乏详明的记载。依照普通农业的进展程序来讲，由流动性的垦种进而为间替休闲制，更进为轮栽制和现代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西周时代的农业经营，大概是相当的粗疏。从原始阶段转入第二阶段，也许是在春秋战国之间。《左传》僖公十五年，晋作爰田，后来商鞅入秦，也作辕田。这里所谓之爰田或辕田，似乎不是一种财政制度(像杜预所解释)，而是一种比以前进步的耕种方法。按爰字训易，爰田也许就是间替休闲制①。这种比较进步的耕种方法之创始于晋国，并不稀奇，因为晋国原有周室的农业传统，而所领有的地方，并不太肥沃。由于人口的压迫，比较早向耕种方法上面求进步，原是很自然的。战国初期，魏国的农业最为发达，就是承继了晋的传统。后来商鞅把这种进步的方法传到秦国，又直接招引三晋的人到秦国垦种，也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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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孟子·梁惠王上》，有“深耕易耨”之语。易耨亦可解作间替休闲耕作法。

汉武帝时代，赵过所倡导的代田，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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