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畴三酬，岁代处”，更显然是间替休闲制。又说这种制度是“古法”，大概指的就是先秦的辕田。至于这种进步的耕种方法，何以晋人发明之后，过了几近300年，才传入秦国，而关中在商鞅时代就已经认识这种制度，何以200年后，又要赵过重新提倡。关于这个疑义，也有解释。晋国人虽则早就创作爰田，但因秦国地旷人稀，没有改进经营方法的需要。就连商鞅的改制，也是为了达到政治上的目的而以人为的方法提前了演化历程的。当时关中的人口密度，依旧很小，他招引三晋的移民，乃是用人力来提高人口密度，从而把改进生产方法的需要提前。假使完全听任自然发展，也许辕田制度的输入，还要等再过许多年之后，才得实现。这种经营方法，似乎在秦帝国崩溃以后，又为人所抛弃。因为农业生产在本质上，就有一种趋于粗疏的倾向，在土地有余的环境之下，农人总是乐于在广大的土地上面使用粗疏的方法，而不愿就小块的田场上面多施劳力和资本。秦之崩溃和楚汉之争，几十年间，人口不知减耗了多少。据《汉书》功臣表序，汉之初年，“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才十二三”，《后汉书·郡国志》引《帝王世纪》，也说当时的人口，“方之六国，五损其二”，所说的虽然未必完全可靠，但当时死亡之多，也可以见一斑。土旷人稀的情形，又重见了，而由于长期战争的原因，丁壮之大量消耗，以及牛畜的损失，尤其影响农业的生产。在这种情形之下，农业经营方式自然呈现退步的倾向。试看《史记·平准书》所述汉代初年上下穷乏狼狈的情状，可以知道，当时的社会经济，确是退步了很多。直等过了70多年，中间经过文景两朝的休养生息，人口才慢慢繁殖起来。但在这长时期中，以前的精密农业区域，似乎大部都抛弃了进步的间替休闲制，回复了远代的“缦田”。《史记·河渠志》载称，汉武帝自临瓠子，求薪填塞决河，“是时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按烧草作肥，是一种接近原始的农耕方法。这点点记载，很透露出来一些耕种方法退步的消息。等到人口恢复了秦初的密度，于是乎赵过才又因应环境的需要，旧事重提，倡导起“代田”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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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志·仓慈传》注引《魏略》颜斐事称，京兆自马超破后，民多不专于农殖，多无车牛，冯翊扶风二郡，田多荒莱。又《郑浑传》称，太祖以浑为下蔡长，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轻，不念产殖。浑所在夺其渔猎之具，课使耕桑。又《王昶传》称，文帝即位时，都畿树木成林。此类记载，不胜枚举。关中洛阳南阳一带，早已进于精密农业阶段，而一遭兵祸，均反趋粗疏，甚且重返渔猎经济，至文帝时，即洛阳附近，亦尚未恢复，均足见大乱之后，人口损耗，资蓄荡尽，地方农业经营，立呈退步现象，趋于粗疏。黄巾乱后，魏武创业中原，农业方面，几同开荒。据《晋书·傅玄传》，玄上疏称，“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具知农业经营，确具趋于粗疏之自然倾向，魏武之注重功力，乃藉人为之力，以代自然之趋势尔。总之，纯农业经济，不易积蓄，尤以小农经济为然，承平时代，尚可保持小康，一遇兵祸天灾，即立呈崩溃之象，是以历史虽久，但在本质上殊鲜显著之改变焉。
黄河流域的精密农业区，和南方的森林文化区两者之间，也就是整个淮河流域，在当时是两种文化势力的缓冲地带，森林也并不很多，而同时农业也不及北方发达。本来土质欠佳，又加上百年经常不断的南北争霸战，颇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而争霸的结果，又是代表粗疏经营的南方占得上风，农业文化的势力，没有立得下根基。太史公叙说这一带的经济状况，称之为“地薄民贫，寡于积集”。缺乏积集，就是短少资本，经济自然是不会发展的。因此，淮河南北几郡国(梁国、沛郡、九江)的人口，直到汉帝国末年，仍然是很稀，在农业经营上，到东汉章帝的时候，竟还不知道牛耕①，可见地方的经济，是如何落后了。不过南阳以南一带，到西汉末年，经过召信臣的提倡，水利大兴，为精密农业区的一个新增部分。东汉时期，又经杜诗、邓晨、张禹、何敞诸人的努力，精密的程度和范围，越加增加。以后邓艾的经营，不过稍微恢复黄巾乱前的原状而已。
从中原往南一到了桐柏山，就进入了森林文化地带。这里是一种和中原完全不同的景色，到处是“广川大水，山林溪谷”，气候是很潮，雨量也比较多，人口则非常稀少，特别是漫山遍野的森林丛竹，一望无际，在中原的人看来，确是“不食之地”②。江南的卑湿，也是黄河流域的人所厌恶的。说到生产，则是接近原始的刀耕火种，居民的生活是“饭稻羹鱼”，经济活动是“果窳赢蛤，不待贾而得，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砦窳偷生，无积集而多贫”，这种经济生活，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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