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春秋时代的丘

    西周、春秋时代，丘仍然是基层地域组织。但随着国家行政机构的逐渐成熟，与商代相比，丘表现出了新的时代特点：一是丘与国野制度相结合，丘被纳入“野”的行政系统，政治功能加强；二是丘与井田制度相结合，丘成为井、邑之上一级管理机构，春秋后期丘的经济功能在一度弱化后开始加强，成为“匹马丘牛”与“乘马”的具体承担者，并随着税制的产生与赋税的合一，丘成了社会变革的起点。
    国野制度就是国（都城）与野（田野）分治的政治制度。国中居民是统治者及其疏远族人，称国人。国人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就是当兵做武士。居于野中的是被统治者，称野人。野人没有政治权利，他们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国与野因其居民从事的职业不同而采取两套行政系统。国中的行政系统（春秋早、中期）是＠⑧、里、邑、连、乡（齐国）或邻、里、乡、党、州（鲁国）（注：《国语·齐语》，《论语》之《卫灵公》、《雍也》何晏注引郑玄语。）；野中的行政系统（春秋早、中期）是井、邑、丘、甸、县、都。《周礼·地官·小司徒》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按此计算，1丘共有16井，144夫。周制1井土地是1方里，16井即16方里。另据《小司徒》，周代上等之家7人3夫，下等之家5人2夫，那么1丘共有家庭约48～72户，人口约336～360口。（注：《周礼》是一部记述周代政治制度的书。关于它的作者、成书年代等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有较大争论，但近些年的研究表明，“把《周礼》作为一种重要的先秦史料来使用，应该说是不成什么问题的”（李学勤：《古乐与文化史》，《缀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本文引用的《周礼》中的数字，显然是“整齐划一”的结果，不能视为确数，但它又不可能是无源之水，当有所本，用它说明“一般情况”当无问题。）
    野中的土地被划分成“井”字形，称井田。丘中野人除耕种自己的私田外，还必须无偿地耕种“公田”，这就是周代的农业剥削方式“籍田制”。《孟子·滕文公上》云：“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所以别野人”是孟子特地强调耕种公田是野人的职责，而与国人享有当兵做武士的权利有别。
    野人除了无偿地为统治者提供力役外，还要负担军赋。《国语·鲁语下》记载孔子追述周代井田制下民众贡赋情况说：“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⑨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缶即庾，16斗；秉，160斗；＠⑨，6400斗。（注：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米是粮食，禾、刍是草料之类。禾、刍以斗作计量单位，或只是指其概数。1丘16井的军赋是：米256斗，刍2560斗，禾102400斗。孔子声称自己依据的是“周公之籍”，说明这个制度的实行是由来已久的，它虽是出自圣人之制作，但负担已不轻松。
    然而这项制度在春秋末年遭到了破坏，其原因一方面是统治者贪欲的膨胀，军费的增加，原来公田上的收入及“有军旅之出”而临时征调的“＠⑨禾、秉刍、缶米”等，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另一方面铁质工具、牛耕技术广泛推广使用，井田之外的荒地得到大量开垦，为统治者加重民众负担提供了条件。于是各国先后进行了军赋制度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