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称曰：初华山陈抟读易，以数学授穆修，修授之才，之才授雍，以象学授种放，放授许坚，坚授范谔昌云，坚卢江人也。（《东都事略》）

宋朱震曰：国家龙兴,异人间出,濮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漑，漑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上周易表》）

今见《道藏》本《易数钩隐图》三卷，题“三衢刘牧撰”。

黄宗羲《宋元学案·泰山学案》谓刘牧，字先之，号长民，著《易数钩隐图》。

四库馆臣《易数钩隐图》提要曰：“易数钩隠图三卷，附遗论九事一卷，宋刘牧撰。牧字长民，其墓志作字先之，未详孰是，或有两字也。彭城人，官至太常博士。”

《浙江通志》卷一百七十七，衢州府志记：刘牧，西安人，字牧之，登进士，终屯田员外郎，授易数于穆修，著《易解》与《易象钩隐图》，王安石志其墓。

以上数说，可谓无一说得准确无误，究其本因就是对北宋有两刘牧之事没有加考证。南宋陈振孙《直斋书録解题》记：“《易数钩隐图》二卷，太常博士刘牧长民撰，黄黎献为之序，又为《畧例图》，亦黎献所序。又有三衢刘敏士刻于浙右庾司者，有欧阳公序，文浅俚，决非公作。其书三卷，与前本大同小异。案敏士序称伯祖屯田郎中，临川先生志其墓，今观志文所述，但言学《春秋》于孙复而已。当庆厯时，其易学盛行，不应畧无一语及之，且黎献之序称字长民，而志称字先之，其果一人耶，抑二人耶？”这就是说，自南宋陈振孙提出“其果一人耶，抑二人耶”的疑问之后，至今并没有人对这一问题详加考证并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在许多易学及宋明理学的著述中，凡涉及刘牧者，皆多引朱震之传承说，或多引黄宗羲之学案说。于是，诸如“黑白点河图、洛书的传承始于陈抟”、“刘牧主张八卦是圣人则河图而画”、“范谔昌为刘牧之师”、“《易数钩隐图》为三衢刘牧撰”等等，都成了铁定的“事实”。然而，我们考定北宋有两刘牧之后，这些问题都很值得商榷。

1、 彭城刘牧没有得到河洛图书之传承

按《宋史》所记，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癸未）冬十月甲申，赐华山隠士陈抟号希夷先生。按《东都事略》所记，陈抟于端拱二年（989）秋七月二十二日化形于莲花峯下张超谷中。彭城刘牧于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致仕，其时陈抟已仙逝17年。按宋陈振孙《直斋书録解题》所记，毗陵从事建溪范谔昌，天禧中人(1019)，著《易证坠简》一卷，序言称任职毗陵，因事退闲，又言得于湓浦李处约，李得于庐山许坚。按邵伯温《易学辨惑》所记，明逸亦传陈抟象学，明逸授庐江许坚，坚授范谔，由此一枝传于南方也。既然范氏自言得于湓浦李处约，这就是说并非直接得于庐山许坚，而“由此一枝传于南方”，则不知传于何人。《宋史》记，范谔昌著《大易源流图》一巻，今见《道藏·周易图》中有范氏《四象生八卦图》，其图列《说卦》八卦方位，四正卦上（离）、下（坎）、左（震）、右（兑），各标有“火”、“水”、“木”、“金”字，并各有五空心圆点为数，中为一“中”字，坎数一、六，离数二、七，震数三、八，兑数四、九。图左的文字为：“范氏谔昌曰，四象者，以形言之则水、火、木、金；以数言之则老阳、老阴、少阳、少阴，九、六、七、八。惟土无形，四象各以中央土配之，则是为辰、戌、丑、未之成数也。水数六，故以三画成坎，余三画布于亥上为乾；金数九，除三画成兑，余六画布于未上为坤；火数七，除三画成离，余四画布于巳上为巽；木数八，除三画成震，余五画布于寅上为艮，此四象生八卦也。”此图反映出范谔昌“象学”的内容，既然所谓“大易源流图”中有“四象生八卦图”，那么就是本《易传·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节之义而演绎，除此之外还应该有“两仪生四象图”及“太极生两仪图”。这就是说，范氏所推“大易源流”，是说八卦由太极步步生来的，而不是说八卦源于“河图”或“洛书”。既然范氏有如此主张，那么他所传的“象学”就不会是“河图”与“洛书”之内容，以此溯及陈抟所传的象学，也并非“河洛”图书之内容；既然范氏之学传于南方，而范氏晚出，那么就不会传给其前之彭城刘牧。由此可知，范谔昌不可能为彭城刘牧之师，彭城刘牧并没有得到什么“河洛”图书之传承。

2、 彭城刘牧并不主张八卦是圣人则河图（或洛书）而画

我们本《中兴书目》所记，考定彭城刘牧原著《易数钩隐图》为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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