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我们知道彭城刘牧说“河出图，洛出书”非《易》内之物，并不主张八卦是圣人则“河图”（或“洛书”）而画，而是主张八卦是由太极步步生出来的。 

3、 今见三卷本《易数钩隐图》并非全出于彭城刘牧之手

《中兴书目》言“本朝太常博士刘牧撰《易数钩隠图》一卷，吴秘表进，田况序。牧字长民，彭城人，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所谓“言数者皆宗之”，并非谓“言河出图者皆宗之”。从今见《易数钩隐图》卷上的内容看，彭城刘牧主张“象由数设”，自太极生两仪至四象生八卦，皆以天地生成之数“凡五十五位”点之成图，的确在当时自成一家之言，庆厯初（1041）呉秘献其书于朝，优诏奬之之后，言数者皆宗之也是情理中事。以倪天隠述其师胡瑗《周易口义》为例，仁宗时之胡瑗释《易传·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时，则曰：“義曰，按此河圗，是天之大瑞也。”于此可见胡氏并没有宗《易数钩隐图》下卷之说，以黑白点数之图释“河出图，洛出书”。至释“兩儀生四象”时则曰：“義曰，言天地之道隂陽之氣，自然而然生成四象，四象者，即木金水火是也。故上文謂天一下配地六生水，地二上配天七生火，如此之類，是天地隂陽自然相配，生成金木水火之象。然此止言四象而不言土者，蓋天地既判生為五行，然二氣既分，則自然生而為木金氷火，則地之道本於土而成，但言四象則土從可知矣。”及释“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则曰：“義曰，按此四象有二說，一說以謂天地自然相配，水火金木以為之象，所以示也；又一說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是言大易之道有此四象，所以示人之吉凶。疏荘氏謂，六十四卦之中有實象，有假象，有義象，有用象，則非也。又何氏以為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圗洛出書聖人則之，亦非也。”于此我们却从中见到胡氏“宗之”《易数钩隐图》卷上之说的痕迹。

康定元年（1040年），宋咸作《王刘易辨》，自序中有“近世刘牧既为《钩隐图》以画

象数，尽刋王文，直以己意代之”语。此“近世刘牧”当指彭城刘牧而言，而三衢刘牧时当30岁，仍健在，宋咸不会针对三衢刘牧而有是语。又宋咸所辨是针对“《钩隐图》以画象数”，并没有辨什么“河洛”图书。以此推之，宋咸所见《易数钩隐图》，似当为彭城刘牧著之一卷本，书中并没有“河洛”图书的内容。一年之后，庆厯初（1041）黄黎献弟子呉秘献《易数钩隐图》等书于朝，此时已经是彭城刘牧赴边任武官15年之后（彭城刘牧是否健在，不可得而知之，以其再传弟子上其书于朝推断之，似乎有变）。为吴秘所献书制序之田况，字符均，其先冀州信都人，举进士甲科。赵元昊反，夏竦经畧陜西，辟为判官。按《宋史》，元昊反于仁宗宝元元年（1038），田况制序当在宝元与庆历间。又历六年，庆厯七年丁亥(1047)，李觏作《删定刘牧易图序》，存其易图者三：河图（“九宫数”戴九履一图）、洛书（合生数、成数二图为一）、八卦图（《说卦》所言方位）。由此可见，吴秘所进《易数钩隐图》不再是一卷本，其中已有今见三卷本卷下之“河洛”诸图。这就是说，此时彭城刘牧原一卷本之《易数钩隐图》已经“颇增多诞谩”（ 李觏言，所见五十五图的《易数钩隐图》有两种版本，并谓有黄黎献序者“颇增多诞谩”）。如此，我们可以推断，彭城刘牧原本《易数钩隐图》只是有“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复卦”的易图四十六幅的一卷本，其中并无“河图”、“洛书”等图，而今见三卷本之卷下之“河图第四十九”、“河图天地数第五十”、“河图四象第五十一”、“河图八卦第五十二”、“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等图，诚如李觏所言，的确是“观之则甚复重”：“河图天地数第五十”既是卷上之“天地数十有五第四”；“河图四象第五十一”既是卷上之“两仪生四象第九”；“河图八卦第五十二”既是卷上“四象生八卦第十”；“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既是卷上“二仪得十成变化第十一”。至谓“颇增多诞谩”，则“河图第四十九”、“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三图乃是不合于一卷本作者自序本意之图。从文字上看，卷下有“河图、洛书出于牺皇之世”、“龙图其位有九，四象、八卦皆所包韫。且其图纵横皆合天地自然之数，则非后人能假伪而设之也。夫龙图呈卦，非圣人不能画之”、“河图相传于前代，其数自一至九，包四象、八卦之义，而兼五行之数，洛书则惟五行生成数也，然牺皇但画卦以垂教，则五行之数未显，故禹更陈五行而显九类也”等说，显然有悖于卷上原作者自序之初衷。

是何人增多彭城刘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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