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三衢刘牧并没有易学著作存世

三衢刘牧（1011—1064）于景佑元年（1034）登进士榜，累官至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王安石所作墓志铭谓其“学《春秋》于孙复，与石介为友”，叶适谓其“当时号能古文”。今见其遗文有《待月亭记》、《送张损之赴任定府幕职序》（以上见《宋文鉴》）、五言排律《仙李洞》（见《廣西通志》）。虽三衢刘牧于《送张损之赴任定府幕职序》中有“在《易·复·象》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释者谓四夷为中国之阴，王者必却而外之。先王闭关而却外，所以拟其象也。必至日者，果阳长阴消之际，设备务速，明不可后时也。商旅不行，小人喻于利，亦防奸之谓也”之“易说”，然却没有专门易学著作存留于世。因而南宋陈振孙《直斋书録解题》针对三衢刘敏士刻于浙右庾司，前有欧阳公序之《易数钩隐图》提出了疑问，曰：“其书三卷，与前本大同小异。案，敏士序称伯祖屯田郎中，临川先生志其墓。今观志文所述，但言学《春秋》于孙复而已，当庆厯时，其易学盛行，不应畧无一语及之。”如果三衢刘牧果真著有“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颇有影响之《易数钩隐图》，那么深明易学之王安石怎么会作墓志时“无一语及之”呢？事实上，恰是从王安石所作《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刘君墓志铭并序》中看出，《易数钩隐图》一书本不出自三衢刘牧之手。南渡后三衢刘敏士重刻三卷本《易数钩隐图》，并明注为其伯祖三衢刘牧撰，又伪造欧阳修之“序”，遂使见此书者误将三衢刘牧当做彭城刘牧，此则刘敏士之徒，实是引起后世之疑的肇事者。前此《中兴书目》早已明言“本朝太常博士刘牧撰《易数钩隠图》一卷……牧字长民，彭城人，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至南宋陈振孙始见刘敏士之刻本，因而《直斋书录解题》方有如此之疑问。

此误之传，愈传愈真，愈传愈广。至明道士白云霁撰《道藏目録详注》，除谓《易数钩隐图》三卷，《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一卷，皆为“三衢刘牧撰”而外，又谓《大易象数钩深图》三卷，亦“三衢刘牧撰”。实则此三书皆非“三衢刘牧撰”。《易数钩隐图》一卷本为彭城刘牧撰，《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原名《先儒遗事》，南宋郑樵《通志》记或谓陈纯臣撰，是书中有《易数钩隐图》中数幅图，刘牧岂能自称“先儒”？“大易象数钩深图”为《六经图》中之《易经》图总名（其它五经亦各有总名，分别是：尚书轨范撮要图，毛诗正变指南图，周礼文物大全图，礼记制度示掌图，春秋笔削发微图），是书即不是三衢刘牧撰，也不是元张理撰，本为南宋杨甲撰，毛邦翰增补，叶仲堪重编之《易经》图版本。至清初，黄宗羲著《宋元学案》，于《泰山学案》中谓泰山孙复弟子三衢刘牧著有《易数钩隐图》及《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乾隆间四库馆臣亦深然白云霁之“详注”，《四库全书》提要中照样谓《易数钩隐图》与《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二书，皆为“三衢刘牧撰”，而又误考白云霁之注，谓《大易象数钩深图》为元张理撰。

凡此数个历史之误会，皆会因北宋两刘牧之考定而有所澄清：三衢刘牧与一卷本及三卷本《易数钩隐图》毫无关系；朱震等所言“河洛”图书的传承代次，多是瞎说，不可再引以为据；华山陈抟及范谔昌所传“象学”，并非“河洛”图书之内容；黑白点“河图”与“洛书”出现于彭城刘牧著一卷本《易数钩隐图》之后，很可能是其弟子所为。 

三 应当为彭城刘牧在“宋明理学史”中存留一席之地

元托克托修《宋史》，列传中立“道学传”，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李吁、谢良佐、游酢、张绎、苏昞、尹焞、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張栻、黄干、李燔、张洽、陈淳、李方子、黄灏等均为立传。“道学”（后称之为“理学”）一词先见于《大学》第三章：

“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

托克托序曰：道学之名古无是也，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党庠术序师弟子以是道为讲习，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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