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以遂其性于斯时也。道学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没，孔子有徳无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渐被斯世，退而与其徒定礼乐，明宪章，删《诗》，修《春秋》，讃易象，讨论坟、典，期使三五圣人之道，昭明于无穷，故曰夫子贤于尧舜逺矣。孔子没，曽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论人性者了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情，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实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徳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真真)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其于世代之污隆，气化之荣悴，有所闗系也。甚大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徳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邵雍髙明英悟，程氏实推重之，旧史列之隐逸未当，今置张载后。张栻之学亦出程氏，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其它程、朱门人，考其源委，各以类从，作道学传。
周敦颐之所以被尊之为“理学开山”，是因其著有《太极图易说》与《易通》，于“宇宙论”及“体用论”等方面均有论述，而最终归结为义理之学与性命之学。其说以太极为万物化生之本源，“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以诚善为本，约之为大道。北宋五子皆讲“道”与“太极”（或“太虚”），或曰“道为太极”，或曰“太极一气”，或曰“自无极而为太极”，或曰“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或曰“一气分而两仪判”，或曰“道即性也”，或曰“道无真无假”等等。彭城刘牧有“太极无数与象”、“两仪之气混而为一”、“太极者一气也”、“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一气所判是曰两仪”、“两仪乃天地之象，天地乃两仪之体”等论说，亦是典型的宇宙生成论，并且早在周敦颐之前就已有是说。如此，我们梳理“宋明理学”时，就应当有彭城刘牧的一席之地，以彰显其先于“理学开山”周敦颐的启蒙作用。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当然包括“性与天道”。天道、地道、人道终归入太极大道。今存宋代易学著作中，是彭城刘牧首言“太极”并有一○之图（先于周敦颐一○太极之图），堪称有宋道学的先驱，我们讲“宋明理学”，理应从彭城刘牧始。
通过我们的考证得知，彭城刘牧不是先把“河洛”图书纳入书中的始作俑者，而是有宋首先申明“太极一气”，分而为两仪（天地之体），进而生成四象、八卦的道学家。为此，在“宋明理学”的研究领域中，的确应该为彭城刘牧存留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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