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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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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2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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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食货》半月刊的应运而生
《食货》半月刊是1934年12月创刊的，主编陶希圣。《食货》的出现是应“运”而生的。这个“运”，就是中国社会史论战陷入理论之争，参加争论的人中国书读的不多，争论半天也争不出个结果。读书、搜集材料成为需要。《食货》应运而生。
我现在回想，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战士，真正研究中国史的人很少，大都是些理论家，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因此，论战虽然很热烈，但争来争去多半是些理论问题，很少真正涉及中国历史的实质。可以肯定，很少人读过二十四史，遇到问题临时查查《文献通考》之类的书就写文章。因此，争来争去，也没有争出个名堂。“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要解释和解决中国社会史问题，需要读中国书，掌握中国社会史料。在中国社会史论战热闹之后，自然会产生这样的反思。因此，《食货》半月刊的出现，是在社会史论战大潮之后，对大潮的反思。可以说，它的出现，是顺应当时史学发展形势演变的大潮流的，是应运而生。陶希圣先生抓住了这个机遇。
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重视材料的收集。他在《食货》创刊号的《编辑的话》里说：“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他并不轻视理论，但他认为理论必须与材料相结合，由材料来实证。“有些史料，非预先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不能认识，不能评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论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甚至不能产生。”“做房子必须要图案画，但图案画并不是房子。方法是史学所必须，但方法不就是历史。观念中的方法，必须从历史现象里再产生出来，才是正确的方法。”（注：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5期(1935年2月1日)。）对于搜集材料有成绩的，又会希望他们加强理论方法的学习。如他在称赞李剑农先生指导下的研究风气时说：“龚化龙先生是在武汉大学李剑农先生指导下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李先生指导下的学人，自有一种风气。他们详细的搜求材料、慎重的发言，他们没有多少自己的话。这种治学精神，如果再加以经济理论的陶冶，历史哲学的引导，必能为了这门学问大张旗鼓的。”（注：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11期(1935年5月1日)。）有了材料，就更显得理论方法的重要，须要理论的陶冶和哲学的引导了。
不持偏见、公平的说，主编《食货》半月刊和在北京大学教书时代的陶希圣，他的历史理论和方法正是辩证唯物史观。使陶希圣高明超出他的同辈史学家的正是他的辩证唯物史观。宣传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广告就说：“国内的唯物辩证法叙述古代政治思想史发展概况及各派主张之详细内容者，本书实首屈一指。”(注：见《食货》半月刊多期。)陶希圣曾颇为幽默的用很俏皮的话来反击对唯物史观的攻击。他说：“学术界对于唯物史观的攻击，好像锋头很猛。我要声明的是：一食货学会会员不都是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二这个方法又与什么主义不是一件事情。三这个方法的毛病是在用来容易指破历史上隐蔽在内幕或黑暗里的真实。因为他指出别人不肯又不敢指出的真实，便易受别人的攻击。”（注：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半月刊第2卷第4期。）从他这三点声明看：（一）“食货学会会员不是都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虽然不都是，主编人应该是吧?这句话本身就包含着主编是的意思。（二）“这个方法又与什么主义不是一件事。”这是和当时左派所执的他认为是教条主义的划清界限。（三）“这个方法的毛病是在用来容易指破历史上隐蔽在内幕或黑暗里的真实。”这是真实而又有感情的道出他心的深处是执着唯物史观的。
陶希圣先生晚年，反思他过去的学术思想时，曾说他是“社会史观”、是“旁门左道”。他说：“民国20年至26年(1931—1937年)，我在北京大学讲课及演说，又往天津、济南、太原、南京、武昌讲课及演说，全是以社会史观为研究古来历史及考察现代问题之论点与方法。在正统历史学者心目中，我是旁门左道。正统历史学可以说是考据学，亦即由清代考据与美国实证主义之结晶。我所持社会史观可以说是社会观点、历史观点与唯物观点之合体。两者格格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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