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
 |
时间：2009-7-24 13:54:25 来源：不详
|
|
|
秦汉社会是如何演化到魏晋的，还须要看到，中国的社会又是如何演变到秦汉魏晋的。这是涉及魏晋以前历史的全过程。这样，何先生的研究就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一直上溯到中国文明的源头，再顺流而下，对这一阶段社会历史整体和其中重要的方面及其发展演化作全面系统的探索，从而对之有了一个清晰深入的贯通的看法。何先生在开始论述‘魏晋封建说’的50年代，已经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演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其结集，则是他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注：宁可：《我所认识的何兹全先生的治学道路》，《何兹全先生八十五华诞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我研究中国社会史的道路，正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宁可教授的指出，实荻我心焉。
我走上研究中国社会史的道路，是受陶希圣的影响。我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时(1931—1935年)，陶先生正在北大教书。他开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史的课，我都选听。不过那几年里，陶先生对中国社会史分期、发展阶段问题的看法常变。我读书是从《三国志》开始的，我写的文章都是关于魏晋的。我写的第一篇文章《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1934年《中国经济》第2卷第9期)和在《食货》半月刊创刊号(1934年12月出版)写的《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虽然没有用封建社会名称，但“中古时代”、“庄园经济”都有封建社会的含义。在陶希圣先生对中国社会史的看法常常变动的时期，他只是在魏晋是封建开始的站台上站了一会，又走他的追寻之路了。我却在这里扎根不动了（后来他又回到这一站来）。
20世纪20—30年代之际的社会史论战，是中国社会史各种问题的全线战争，到处都是战场。50—70年代的讨论集中在分期问题，特别是封建社会的起始时代。
毛泽东说过，周秦以来三千年来中国都是封建社会。毛的这话，可能是受范老(文澜)西周封建说的影响。解放后，西周封建说成为中国史学正统。魏晋封建说虽然没有受过政治压迫，气氛也是够重的。但肚子里有话，总是憋不住的。50年代，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下，我就先写了《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随后又写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变化》，随后又写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70年代末，“四人帮”垮台后又写了《汉魏之际封建说》。改革开放后，1991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社会》是我的总结性的代表作。
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书里，我论述了魏晋以前中国社会的演变。书分三部分：由部落到国家；古代社会；古代到中世纪。古代社会是中心，由部落到国家是古代社会的来龙，古代到中世纪是古代社会的去脉。简单概括地说，全书对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前后提出了以下一些认识：（一）殷周以前是氏族部落时代。（二）殷(盘庚)周时代，氏族已在分解，有了氏族贵族和平民，也有奴隶、依附民。但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仍是社会的组成单位，是氏族部落向国家的过渡阶段。可称之为部落国家或早期国家。（三）战国秦汉时期，城市交换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也被卷入交换过程中来。交换经济进一步破坏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组织，氏族成员解放为自由个体小农，小农经济构成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交换经济进一步发展，商人兼并农民，农民破产流亡或卖为奴隶。这是城市支配农村的时代。这也是一般称为“奴隶社会”的时代。但我摈弃了“奴隶社会”这一名称。（四）汉魏之际（三国西晋）社会由古代向中世纪转化。我从古代社会的角度，提出三个方面的变化：城乡经济的衰落；依附关系的发展；宗教的兴起。
前面已经提到，50年代初我写过一篇《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这篇文章的重点在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我提出四条变化：从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从编户齐民、奴隶到部曲、客；从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从民流到地著。我国秦汉城市交换经济发达，魏晋南北朝自然经济显著。变化之机在三国西晋。战国秦汉的劳动者，主要是自由农民和一部分奴隶，魏晋南北朝是依附民——部曲、客。变化之机在三国西晋。战国秦汉土地兼并、争夺土地现象严重，魏晋南北朝争夺对象不是土地而是劳动力、人口。变化之机在三国西晋。战国秦汉流民问题严重，魏晋南北朝劳动者依附在土地上，离开土地的自由受限制。变化之机在三国西晋。
《中国古代社会》中由“古代到中世纪”中所讲的三个方面的变化，就是从《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中所列这四条线的变化中调整出来的。四条线归并为两条，增加了一条宗教的兴起。《中国中世社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姊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