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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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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2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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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注：见陶希圣：《夏虫语冰录》，台北法令月刊社1980年出版。我没有看到过这本书，这里是从陶晋生的《陶希圣论中国社会史》一文中转引的。）
所谓“由清代考据与美国实证主义之结晶”的正统历史学，很清楚的是指的胡适先生为首的当时在中国历史学界占支配地位的学派。
这里，他说他的观点是“社会史观”，是“社会观点、历史观点与唯物观点之合体”，以示与唯物史观的区别。他又说：“我虽持唯物观点，仍与唯物史观不同。我自称为社会史观，而反对公式主义及教条主义。我主编《食货半月刊》，讲究方法论，同时注重资料，必须从资料中再产生之方法，才是正确的方法。《食货半月刊》出版两年半，自成一种学风。”（注：见陶希圣：《夏虫语冰录》。）
在别处，他在追述他早期的史观时也说：“思想方法接近唯物史观而不堕入唯物史观的公式主义圈套。使用的方法是社会的历史方法，与桑巴德的《资本主义史》与奥本海马尔的《国家论》如出一辙。用心用意，把《国家论》译为中文，交新生命书局出版。”（注：转引自陶晋生：《陶希圣论中国社会史》，《古今论衡》第2期(1999年6月)。）
细绎陶氏的著作，应该说他是个辩证唯物史观者。他的政治环境和身份，使左派不承认他是、他自己也不敢承认是辩证唯物史观者。
从《食货》创刊号起就刊有“食货学会会约”。但据我所知，即使按会约规定这极松散的学会，也是根本不存在的。但应该说，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史上有个“食货学派”。
在《食货》上写稿的人，不都是完全同意《食货》的“宗旨”的。抗日战争一发生，《食货》停刊，《食货》的写稿人也就散了。称得上食货学派的人，主要有陶希圣直接指导的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工作的：鞠清远、武仙卿、曾謇和后来与陶希圣有工作关系的连士升、沈巨尘、何兹全。当然，学术思想上属于食货学派的还有一些人，后来联系不多，连士升搞翻译，沈巨尘作官，都不再作社会史研究。食货人中，最有成就的是鞠清远。此人粗犷、厚道、勤奋，而有智慧。可惜!鞠、武、沈都误入政治歧途，作了汪精卫伪政府的官。
有个全汉昇，是我北京大学史学系同班。最近以90岁高龄在台湾去世。他在《食货》上写过文章。他最有成就、有贡献的文章是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2年出版)刊载的《中古自然经济》。他1935年毕业后即进入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写社会经济史论文很多。除《中古自然经济》这篇文章有《食货》风味外，其他文章多属史语所的《集刊》风格了。
《食货》是在20世纪20—30年代之际中国社会史论战理论之争而又争不出个名堂来之后应运而生的。它对中国社会史研究起了一定影响。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史上，应该有它一席之地。
三、重材料和重理论
在任何学科研究中，材料和理论、方法都是应当并重的。材料是基础，理论是提高。没有材料，研究个啥?没有理论，研究会停滞在低水平，很难提高甚或永远提不高。理论、材料并重，本来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在学术界都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就中国社会史来说，也已争论了数十年。
理论、方法是什么?就历史学科来说，理论、方法是人对客观历史的理解和认识。人对客观历史的理解和认识不断提高，人观察客观历史的理论方法也就不断提高，也就不断提高认识客观历史的能力。
胡适先生、傅斯年先生都强调“一分材料一分货，十分材料十分货，没有材料便没有货”。他们都忽略了同一分材料可以出低级货，还可以出高级货。举个例子说，《论语》上有一句话“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注：《论语•先进》篇。），两千多年来，对这句话有很多解释，大多从仕进先后释先进后进，从朴野释野人。实在说，对野人、君子都是不得其解。姑且承认它也是一种解释，一分材料出了一分货。也是低档货。直到近代，傅斯年先生才对这句话作出确切的解释。野人指殷人，君子指周人。周灭商后，把一些商人氏族部落分给周族贵族殖民，到处地组成不平等部落联盟。殷人居住在野，被称为野人。周人城居，比殷人高贵，被称为君子。礼乐代表文明。先进入文明的是野人，是殷人。后进文明的周人，称为君子，即贵人。（注：参看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三分，1934年。）
这段材料已存在两千年，为什么两千年来的古人不能从这一分材料里提出一分货，要等傅斯年先生才能提货?无他，傅先生手里有了从认识客观历史总结出来的理论和方法，有了近代西方的先进史学理论和方法。从这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说：“一分理论一分货，十分理论十分货，没有理论便没有货。”但这样说，和说“一分材料一分货，十分材料十分货，没有材料便没有货”一样，都失之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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