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我与元史研究 |
 |
时间：2009-7-24 13:54:30 来源：不详
|
|
|
究元代经济史的基本资料。历来涉及元代经济者，无不以《元史·食货志》为据。但是，试以《元史·食货志》和其他正史中的《食货志》相比较，便会发现其中颇有不同。其他正史的《食货志》大体都是“史官”将各种资料融会贯通以后执笔成文的，而《元史·食货志》则是将元朝官修政书《经世大典》、《六条政类》中有关篇章加以删削而成的。一方面，应该看到，《元史·食货志》保存了元朝政书若干篇章的本来面目，从史源学的角度来说，有很高的价值；另一方面，这种渊源关系的编纂方式，也造成明显的弱点，具体来说是：（1）政书中没有的篇章，《元史·食货志》中也没有。例如一般正史《食货志》中放在首位的“版籍”（“户口”）、“田制”，《元史·食货志》就没有。赋役中的役法，是封建国家加在编户齐民身上的沉重负担，历代相承，元代亦不例外，但是《元史·食货志》却缺乏记载。（2）将政书中的记载删削不当，以致无法理解或引起误解。例如，元朝在农村立社，《元史·食货志》记此事，说：“其合为社者，仍择数社之中，立社长官司长以教督农民为事。”到底是谁“教督农民”，是不清楚的。《经世大典》此篇原文已佚，幸好元代法律文书《通制条格》、《元典章》中保存有关法令的原文，作：“选立社长，官司并不得将社长差占别管余事，专一照管教劝本社之人。”显然，《元史》编者在删削时，多留了“官司长”三字，以致文意不通。
有鉴于以上情况，我的元代经济史研究，可以说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探索《元史·食货志》中缺乏记载的重大问题，例如户籍和役法，先后写出了元代户等、军户、站户以及役法研究等论文。另一方面是以《元史·食货志》中有关记载为基础，认真考辨、补充，这方面的作品有税粮制度、和雇和买、海外贸易等。我还对元代城市史作过一些研究，先后完成《元大都》、《元上都》（与史卫民合作）两书，城市经济的论述，在两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元大都》一书译成日文后在日本出版，国内还出版了蒙文译本。
参加《中国史稿》的编写，使我感到对有元一代史事的了解很不全面，需要补课，于是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元史的各个领域，选择一些专题，作多方面的探索。其中一项是元代画家资料的辑录。本来，绘画史的研究，属于美术史范畴，是专门之学。我对绘画史完全是个外行，在阅读众多有关元代绘画史的研究作品之后，深感元代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也是元代文化中引人注目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感觉到，以往的研究者，由于专业的局限，在资料的利用上，往往是不全面的，有的还有错误。于是不揣冒昧，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力求穷尽，仍是我辑录元代画家资料的指导方针，同时努力区别原始资料和转手资料。最后完成的《元代画家史料》一书，引用的文献达一百七十余种，其中有不少是前人所未利用过的。我利用这些资料，结合自己对元朝社会历史的了解，给每个画家写了简单的介绍，其中对元代绘画史研究中一些常见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以往研究中，不少人认为，生长于马上的蒙古君王不喜欢汉族传统绘画，废除了宋代的画院，影响了画家的出路。我则认为，在元代，有相当多的君主、贵族喜欢绘画，因而某些人便以此作为进入仕途的捷径。又如，有些研究者认为，元代不少名画家采取与元朝不合作的态度，寄情山水，作画表达自己这种感情。我则认为，元代著名画家中的多数人或是元朝的官员，或是元朝的顺民，真正反对元朝的只是少数，因此大多数以山水为题材的作品很难说蕴藏有什么政治倾向、不满情绪。我的这些看法基于我对元代士人动向的基本估计。在我看来，元朝统一以后，大多数士人已经接受了元朝统治的事实，不满者有之，反抗者很少。元朝中期以后，绝大多数士人已视元朝为合法的统治了。对于古代绘画的研究，我觉得应把它看成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受各个时代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也就是说，不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就很难对该时代的意识形态（包括绘画在内）作出适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后来，我又搜集编写了《宋辽金画家史料》与《隋唐画家史料》两书，方法与指导思想也是一样，但与元史无关，就不多说了。
在元代，民族、宗教、中外关系都是很突出的问题，我在这些领域中也作了一些探究。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名为《元代中泰关系二三事》，一是根据元人贡师泰所写的《四明慈济寺碑》，断定暹国（今泰国北部）国王曾来过中国。一是根据王东《暹国四使歌》，讨论元代中期与暹国的关系。这都是前人未曾利用过的资料。前者曾引起不同意见的讨论，至今仍在继续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