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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元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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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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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反过来对经济、政治有很大的影响。不了解一个时代的法制，就不可能对该时代的经济、政治有正确的认识。我期待以后能对元代法制作更多的探索。回国以后，和史卫民同志合作撰写《中国政治制度史·元代》卷，便得益于在京都期间的研究。近来我和几位青年学者共同讲读《元典章·户部》。集体攻读一种重要的文献，是日本学术界常见的研究方式，卓有成效。60年代，京都大学一批著名学者讲读《元典章·刑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很值得我们借鉴。我希望通过这种办法，激发青年学者的研究兴趣，同时对自己也有所促进。
四
20世纪中国的元史研究，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到现在已初具规模。开创这门学科的是中国史学界的几位大师：王国维、陈垣、陈寅恪诸先生，继之而起的是翁独健、韩儒林、邵循正、蒙思明、吴晗诸先生，四五十年代有杨志玖、蔡美彪诸先生。6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大多是翁、韩、邵、蒙、杨、蔡诸先生的门下。本世纪上半期，元史被认为是冷僻的学问，研究者甚少，作品寥寥。到八九十年代，随着中青年学者的成长，我国的元史研究已面目一新，足以与其他断代史、专门史研究并驾齐驱了。前辈学者说过，元史是“不中不西之学”。从本世纪初以来，元史研究便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过去我们的研究落后，不受重视，现在在国际学术活动中有自己的独立的声音，足以引起他人注意了。
我所做的一些元史研究工作，都是在师友们教导、关心、帮助、鞭策下进行的，由于原来基础较差，加上主观努力不够，成绩有限，常感惭愧。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如果说有什么经验体会的话，那就是：（一）必须高度重视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史料即史学”是不对的，但是史学研究必须以史料为基础，离开史料就无所谓史学。对于史料，必须力求全面、系统的掌握，既要熟悉已知的史料，还要下大力气去发掘未知的新史料。很多老问题的解决和新问题的提出，都有赖于对已知史料的重新认识和新史料的发现。我的每一篇论文都力求有不同于前人的新史料，有些论文的写作，即由于新史料的发现。在史料上要有所突破，始终是我在研究工作中的座右铭。（二）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对于历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种其他学说可以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从一开始关于农民战争的探讨，到近年的法制史研究，都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各种历史现象，以后仍将继续这样做。（三）必须努力学习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已成为当前科学发展的趋势。历史学以人类社会历史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无所不包，更需要了解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以及研究成果，才能把自身的研究，推向前进。我在研究工作过程中，经常遇到一些问题，迫使自己进行各种学科理论、方法的补课，深深感到这种补课的重要性。由于种种原因，我的补课缺乏系统性，起的作用也不够理想。衷心希望年青的研究者重视这一问题，不断开阔眼界，不断改正思维方式，只有这样，研究工作才能出现新的飞跃上一页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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