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陈寅恪与中国中古史研究 |
 |
时间：2009-7-24 13:54:33 来源：不详
|
|
|
自由，摆脱御用学者卑微的传统角色，实现人生积极社会价值的道路。
作为一位人格独立的学者，陈寅恪被海内外公认为20世纪的史学大师，倍受敬仰。
二
陈寅恪先生对中国中古史研究的贡献，首先在于创立了以士族门阀兴衰为背景，认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政治社会演变的理论框架，帮助人们观察中古历史辩证发展的大势，把握历史运动的底蕴，把学术研究提高到现代认识水平上。
在中古时代已经开始的对中古历史的研究，留下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史籍和政论、会要、金石、方志、笔记、类书等各种正史、杂史，卷帙浩繁，有以司马光、欧阳修为代表的“今古罕匹”的“宋贤史学”，留下堪称“空前杰作”的《资治通鉴》（《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和“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赠蒋秉南序》，《寒柳堂集》，162页。）的史笔。但无论是北宋以前成果不菲的史料编纂，还是尔后在文字狱式的文化高压下功力深厚的史料考据，包括《通鉴》的“臣光曰”和《新唐书》纪传的“史臣曰”在内的史论，都还只是停留在君臣明暗、忠奸顺逆、治乱兴衰的议论上，鉴戒史学实际上陷入往复循环的困惑，并不能给现实的历史运动找到一条出路。是自然经济为主的小农生产的简单重复，造成社会发展在周期性兴衰中的迟滞，局限了史家的眼光，使其陷于循环论中不能自拔。到了20世纪初，清末的梁启超、章太炎呼唤“新史学”和“新思想”，倡导进化史观最力的梁启超扮演了“中国近代历史学诞生的助产婆”（戴逸教授语）。梁启超和章太炎都有心写一部中国通史，反映他们改造旧史的宏愿，惜都未能完成。
1912年，随着清帝逊位，历时2 132年的帝制结束，又有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但学术环境并未出现预期的宽松蓬勃气象。而日本，在20世纪的头一二十年间，东京、京都两派在“分别巍然成为东西两京中国史研究的长老”（周一良先生语）的白鸟库吉、内藤湖南两位率领下，东洋史和支那学开始具有现代学术的规模水准，一时中国学子趋之若鹜。这就是陈寅恪先生诗所称“群趋东邻受国史”（《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载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转引自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65页。）的情况。1910年，即在陈寅恪第一次东渡日本前二年，内藤湖南已在著名论文《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发表了很有见地的学术观点：“六朝至唐中叶，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历史与地理》9卷5号，译文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1卷，中华书局，1992年，10页。）20世纪初的中国中古史研究，日本比中国处在起步早、视野宽、水平高的优势地位。
曾留学日本三年多，熟知“藤田狩野内藤虎”（《王观堂先生挽词》，收入《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9页。）的陈寅恪了解日本的中国学，“神州士夫羞欲死”是他的切身感受。不能再落人后的学者良心，显然也是他选择“不古不今之学”的动因之一。自30年代初起，陈寅恪便把学术的主攻方向由佛学、敦煌学转到中古文史上。1931年发表《李唐氏族之推测》后的20余年间，主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到50年代，才因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极左的学术批判被迫中辍，“著书唯剩颂红妆”（1960年诗《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47页。），陈端生和柳如是这两位追求自由、光明的清代才女成了他笔下最后的主人公。写《中国通史》和《中国历史的教训》的计划，被无奈地放弃了。
陈寅恪对直到明清结束的整个皇帝时代各阶段的历史都有独到的研究，用力最多、成果最丰的是“不古不今”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文史，尤其是历史。他提炼出一条政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因为有系统的土庶研究、集团研究、内外关系研究支持，许多结论坚实可信，影响深远。
在这方面，陈寅恪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李唐氏族之推测》，一开始就抓住了切入点，从至关重要的土族问题着手去认识中古士族社会。尔后理出士族社会兴衰史，系统论及：东汉以后学术文化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为寄托（《崔浩与寇谦之》，《岭南学报》11卷1期，引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