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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中国中古史研究

时间:2009-7-24 13:54:33  来源:不详
哀,必然会影响其历史观,并带进论著中。他对“思想最为自由”的六朝及天水一代的称赞,对产生了宋学的宋朝的讴歌,显然也是挟有向往之心的感情宣泄。纵有如读陈玉书《辽史补注》时那种“平生读史凡四十年,从无似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量之外”(《陈述辽史补注序》,同上书,234页。)的一时解脱,然在论及中国将来之学术时,陈未能从十月革命后勃兴的普罗文化中找到前途,于是仍回首“不古不今”之世的宋代,把希望的目标定格在“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同上书,245页。)上。如同艺术作品中,悲剧可能比喜剧更伟大一样,历史的悲观主义或许比乐观更深刻,但审慎的乐观和对未来抱有信心,对于史学家的身心健康和帮助缔造社会的健全心态都是必要的。这对恶劣处境下的陈寅恪先生可能是苛求了。
  其三,作为一个20世纪的学者,著述应遵守的通行学术规范中,有一点陈寅恪先生似有所忽略,即使用已为人公认的专业用语概念范畴,不甚严密。比如“阶级”一词,已有了严格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上的意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全集》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382-383页。)而陈的论著中,无论早期、晚期,仍均按汉语传统把阶级当做等级的意义运用,除了在《东晋南朝之吴语》中用为“社会阶级”(《金明馆丛稿二编》,270页。)、“士族阶级”,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用为“士大夫阶级”(49页),在上引《东晋南朝之吴语》一文中还用为“北语阶级”、“吴语阶级”(《金明馆丛稿二编》,269页。)。这些似应有阶层、集团、群体、人众的区别,选择适当词语表述为好,混用一个“阶级”,容易引起概念上的混乱。
  其四,陈寅恪先生治史偏重政治,关注民族、文化和社会问题,虽然一再强调了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但除财政赋税外,较少具体研究经济,生产和生产力的研究殆为空白,不免是一缺环。
  其五,关于研究依据的资料,陈讲到过利用实物即非文字之史料以资考证:“今唐蕃两地载籍互相差异,非得书册以外之实物以资考证,则无以判别二者之是非,兼解释其差异之所由来也。”(《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史语所集刊》2本1分册,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98页。)“敦煌画本,尚在人间,云岗石刻,犹存代北,当时文化艺术藉以想像推知,故应视为非文字之史料,而与此演义残卷,可以互相印证发明者也。”(《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史语所集刊》2本1分。引自同上书186页。)反过来也讲过治金石学必深研经史:“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段,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段不误者。”(《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读稿序》,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230页。)在具体研究中,他对碑志简牍、敦煌遗书非常用心,但殊少用其他文物资料来证史,他总结的王国维三条治学方法,其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219页。),未多见体现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中。
  其六,个别具体论断是否确当,似有可讨论的余地。
  如为唐文宗深恶的朋党,确实在唐后期存在并为害不浅,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受《资治通鉴》影响,误释为牛李党争,并视为山东士族与科举出身的新兴阶级之争。司马光的论述失实、失当之处,范祖禹的《唐鉴》、胡三省的注和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早有批评。岑仲勉的《隋唐史》等许多论著也努力澄清了所谓牛李党争起于元和之世对策案之误(参何灿浩《元和对策案试探》,《南开大学学报》1984年3期;唐长孺《〈旧唐书〉中关于元和三年对策案的矛盾记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6年。),力辨李德裕无党(参乌廷玉《唐朝杰出的政治家李德裕》,《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田廷柱《李德裕》,《唐史论丛》5辑,三秦出版社,1990年;王炎平:《牛李党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认为李德裕不是否定科举本身,而是厌恶进士浮薄的流弊(参胡如雷《唐代牛李党争研究》,《历史研究》1979年6期;周建国《关于唐代牛李党争的几个问题——兼与胡如雷同志商榷》,《复旦学报》1983年6期;王炎平《辨牛李之争与士庶斗争之关系》,《四川大学学报》1987年2期;李浩《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历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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