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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中国中古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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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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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国势亦因以构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33页。）这是高屋建瓴、统观全局的大家史笔。由此不难领悟以后武周时契丹和奚骚扰河北、天宝末安史之乱到后来辽金犯宋，东北方向边患不断引发内政问题，和唐高宗顾虑吐蕃之盛强而在东北改持消极政策未彻底解决东北问题有一定关系。
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正是从上述民族升降、党派集团、外族盛衰及外患与内政关系三处落笔，深入地剖析了一代政治。更早一年完稿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则极有见地从礼仪开始，备述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各项制度的渊源流变，分析魏晋以降东西南北各地域间文化的转输保存关系。40年代初这两部书稿的问世，把我国中古史研究提到一个很高的起点上，使中古史从一个个孤立的人物事件，变成有内在联系、有线索可循、逻辑地演进的历史，中古史研究成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学术，使20世纪国内外学者受益无穷。
三
具体做历史研究，陈寅恪不是拘泥于一种现成的理论模式去框架历史，而是从历史实际出发，表出隐讳，校正诬枉，示范了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完善结合的史学方法。这或者可以归纳为三个特点：一是考异求真，二是对复杂历史问题做动态的把握，三是抓关键大事和转捩点。
第一点，陈寅恪曾说明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原则：“凡前贤之说，其是者固不敢掠美，其非者亦不为曲讳，惟知求真而已。”（《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史语所集刊》1本2分册，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109页。）求真就是要拂去一切史事上的尘封，揭露撰旧史的“史臣颇讳饰之”（《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引自《寒柳堂集》，97页。），懂得“相传之史料复多隐讳之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53页。）。并告诫：“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乙编上，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74页。）谁不下功夫精研古籍，比较同异，正其譌误，补其阙遗，谁就不能找回被史臣讳饰的历史真相，所以他总是把求真作为治史的第一要义，致力把“国史复经胜利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唐代政治史述论稿》，53页。）的历史原貌恢复起来。陈寅恪十分赞赏司马光、李焘的《资治通鉴考异》和《续资治通鉴长编》那样广博取材、精审考订求真的办法，主张：“儒家经典，必用史学考据，即实事求是之法治之。”（《杨树达论语疏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233页。）求真须精审做考据，并不是件易事。仅《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一篇跋文中，他考证该经的译主，在引述法、德、日的相关文献资料后，又研究了蒙文、梵文、藏文、中文的对音和意译，将古今中外书籍互相补正的功夫展示到极致。应该说，他一贯主张的取“最有关之资料，综合比证，求得一真确之事实”（《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史语所集刊》2本3分册，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126页。）。这种考据求真、实事求是的研究，表明其治史的态度是客观的、唯物主义的。
第二点，《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示范陈寅恪在动态中把握历史发展脉络方法的经典之作。其上篇和下篇的标题为“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和“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其中升降、连环性、关系这些概念，表明使用了从事物的变化发展和事物之间的联系中认识事物本质的哲学方法。关于外族盛衰之连环性书中有专门的解释：“观察唐代中国与某甲外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外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迭盛衰之故始得明了。”（128页）举例证如突厥覆灭，“固由唐室君臣之发奋自强遂得臻此，实亦突厥本身之腐败及回纥之兴起二端有以致之也。”（130页）又如“回纥自唐肃宗以后最为雄大，中国受其害甚钜，至文宗之世天灾党乱扰其内，黠戛斯崛起侵其外，于是崩溃不振矣……斯又外族盛衰连环性之一例证也。”（132页）还有上文已述及的，“吐蕃虽与高丽不接土壤，而二者间之连环关系，实影响于中夏数百年国运之隆替。”（140页）这样的分析充满辩证法的光彩，具有极大的说服力。
第三点，陈寅恪论著中着重探讨的每每是涉及全局关键和历史转捩点的一些事件，悉心研究大事、大问题，有些事虽不大，但是可以成为历史转折关键性标志者，他也予以特别的关注，充分体现出眼光的穿透力。其例证最著名一则是关于武则天破坏关陇集团的问题，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已有所论述，在《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文中更为详明，在论述唐高宗废王皇后立武则天的诏书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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