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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中国中古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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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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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后世的鸿文名篇，就可以更正确地认识陈寅恪和陈氏之学的价值。
四
陈寅恪治学广征博引，正史实录之外，敦煌遗书、明清档案、梵夹道藏、诗文酿辞、笔记小说、碑石墓志、家谱方志、异族故书、域外文献，无不用为“考兴亡之陈迹，求学术之新知”的有用材料，抉隐发覆，开拓利用史料的蹊径，示范了驾驶史料的能力。
关于史料作为史的组织细胞的重要性，陈寅恪先生有一段名言，广泛被引用：“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史语所集刊》1本2分册，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236页。）20世纪兴起并在国际上成为一门显学的敦煌学因此序而得名。陈本人也成为一位早期的著名敦煌学者，在其为数不少的敦煌学论文中，《韦庄秦妇吟校笺》和关于《常何墓志铭》的研究最为知名。晚唐诗人韦庄的《秦妇吟》和初唐玄武门守将常何的墓志铭都是在敦煌遗书中发现的新史料，《秦妇吟》披露了黄巢进长安以后社会离乱苦难的一些以前鲜为人知的惨状。陈寅恪的校笺被公认是整理得最好的一个本子，对洛阳东西路程的考订和对诗句的校释，展示了诗史互证的硕果。《常何墓志铭》被其称为“最佳之史料”，也做了录文，对该墓志铭的研究，使他能对玄武门事变中李世民得胜，李建成、李元吉失败的原因做出解释：“玄武门为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事变成败之关键，至为明显……此亦新史料之发见，足资补释旧史所不能解之一端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55页。）
卷帙浩繁的诗词笔记小说也是其得心应手娴熟使用的文字史料，名著《元白诗笺证稿》是最早示范了以诗证史方法的成功之作。其中还从唐代科举之盛，极于德宗之世，论及小说发展史上的问题：“中国文学史中别有一可注意之点焉，即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中之中坚人物是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2页。）上述社会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保存至今犹有四五百种之多的唐人笔记小说，自然是治史者不能忽略的。在《元白诗笺证稿》第84页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83页一再引用的康骈《剧谈录》李驾戏言元稹“明经及第，何事看李驾”故事，原书第84页有按语：“寅恪案：剧谈录所记多所疏误，自不待论。但据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见当时社会重进士轻明经之情状，故以通性之真实言之，仍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也。”其中所说在多所疏误的笔记小说中发掘具有“通性之真实”的珍贵社会史料的方法，值得认真体味学习。
陈寅恪甚至提出了有鉴别地使用“伪材料”的惊世之论：“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248页。）敢用会用“伪材料”，是大学问家的高明之处。比如研究古代服饰，必须利用的画塑资料往往是赝品，沈从文先生并不因此而弃之不用，而是先做缜密的考证，不仅按传统的鉴别方法看该画的绢纸材料、笔墨、设色、题跋、画风，还综合考察所有内容细节，考证该画可靠不可靠，可靠到什么程度，哪些可靠，哪些不可靠，哪些又可靠又不可靠，尔后按该画能反映的实际情况，作为那个时代的服饰资料加以利用。这个道理对研究历史、文学、美术是相通的。能得心应手、炉火纯青地掌握，标志一个学者在学术上的成熟。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下几十年的功夫是做不到的。
据我的学生廖孝莲统计，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运用笔记小说材料有近60处，20余种之多。他对这些私家纂述的笔记小说易流于诬妄的情形十分警觉，在本书第73页就有“唐语林壹言语类李太尉德裕未出学院条，谓德裕父吉甫劝勉德裕应举及玉泉子李德裕以已非科第条所言，恐皆不可信”的判断。又如佛经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是否如日本西本龙山考定为鸠摩罗什所译的问题，陈寅恪在《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一文中推定三事后，提出二点不可解之疑点，说：“总而言之，考据之学，本为材料所制限。敦煌本是否为鸠摩罗什所译，尚待他日新材料之证明。今日固不能为绝对否定之论，亦不敢为绝对肯定之论，似为学术上应持之审慎态度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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