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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中国中古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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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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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260页。）
陈先生在论著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做学问要勤慎、谨严、精确，史料的运用持审慎态度是治史应有的立场，并认为这一条至关重要，也对自己的治学方法充满信心。晚年曾嘱在身边十年帮助其找书读书的黄萱女士写一篇介绍其治学方法的文章，可惜黄女士未能完成，实在也是陈寅恪将理性观念、学术观点、神游冥想、假设考据、文字技巧熔于一炉，要讲清其治学方法谈何容易。对其治学达到的学问境界，很难一下子说清，似乎还有许多空间能容人们探索认识。相信21世纪能容我们找回一个真实完整的陈寅恪，全面地总结继承其遗产，给其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认识陈氏之学作为国学的一个里程碑的作用。
五
陈寅恪先生的论著在国学的广泛领域里，一系列具体学术问题上，做了极有深度的发掘，留下无数富有启发性、开创性的成果。其讲课和论著中能给后学启发，提供的有价值课题比比皆是。诸如：“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引自《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6页。）一语道出中国传统文化唯官唯上，讲究尊卑等级的本质。又如：“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论再生缘》，《寒柳堂集》，65页。）。近年学术界关于魏晋南北朝和宋朝学术文化有较多自由发展的空间因而多有创新的研究成果不少，不能不说是陈先生首倡其说。
其他还有如关于礼教法律的：“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采入法典。”（《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1933年，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251页。）揭示了礼法并治的中国政治特色。关于人口的：“人口的徙动，为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年来之大事。”“两晋南北朝三百年来的大变动，可以说就是由人口的大流动、大迁徙问题引起的。”（《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78、114页。）关于民族和蕃将的：“隋末中国北方群雄几皆称臣于突厥，为其附唐，唐高祖起兵太原，亦为中国北方群雄之一，岂能于此独为例外？故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岭南学报》11卷2期，引自《寒柳堂集》，98页。）“以唐代之武功言，府兵虽至重要，然其重要性殊有时间限制，终不及蕃将一端，其关系至深且钜，举李唐一代三百年相终始者，所可相比也。”（《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1期，引自《金明馆丛稿初编》，276页。）上述每一个论点，都引发后学做成篇累牍的阐发，筚路蓝缕之功，终在其人。
陈寅恪先生作为一位国学大师，具备完善的知识结构，独特的理性思维，深邃的学术眼光，系统的专业建树等应有的学养与贡献。从事国学研究的人，大都能在其论著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受到他的启发。
六
在全面评说一位史学大师的学术贡献时，也应该不讳言其治学难免的不足之处。本文将这些意见贡献给陈学的倾慕者和研究者。大致有以下几点：
其一，陈寅恪终究是一位有儒雅风度气质的传统文人，工作作风与计划周密的科学家不同，读书和研究往往是随兴致所至，随机随缘而做，虽能左右逢源，但有些选题显得零碎。工作缺乏通盘考虑，不仅最终想写一部中国通史的宏愿落空，早年游学国外饱学的浑身本事后来大都弃置不用，许多绝学未能传给国人。像他这样一位司马光之后中国中古史研究第一人（周一良先生语），未能留传更多学问，未能更充分体现其千年一人的价值，令人扼腕痛惜。建立科学化的工作方式和投入产出新观念，当是后学应汲取的教训。
其二，陈寅恪历史观是否悲观主义的问题，见到有文章为之辩护，我以为不必，应该承认其史笔常有悲观色彩流露。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生卒年均晚于陈十余年，大致可算是同时代人，都有亲历二战的苦难经历，感受到法国命运的悲惨。布罗代尔坦承自己的历史观是悲观主义的，陈寅恪先生也这样，是可以理解的。更兼“读书久识人生苦”（《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金明馆丛稿二编》，51页。），既不能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危亡，复不能自救个人家庭于病废困厄，不免感叹“最是文人不自由”（《阅报戏作二绝》，引自《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11页。），“九儒列等真邻丐”（《挽张荫麟二首》，同上书，15页。），进而“悔恨平生识一丁”（《己卯春日刘宏度自宜山寄诗言拟迁眉州予亦离昆明往英伦因赋一律答之》，同上书，13页。）。偶忆项鸿祚诗句“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叹道：“伤哉此语实为寅恪言之也。”最后难逃自己早已想到的命运：“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220页。）经常流于笔端的心声反映出的无奈和悲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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