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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国内魏晋南北朝乡村社会史研究回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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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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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河洛地区的酿酒业技术进步、名品迭出。
近年来对魏晋南北朝商业的研究是一个热点, 其中也涉及农产品的商品性生产和交换的问题。一般认为地主田园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 王大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田园经济与商品生产》(《文史哲》1990 年第4 期) 认为从事多种经营的田园固然有自给自足的一面, 同时又与市场保持着或强或弱, 或紧或松的联系。其《东晋南朝的传、屯、邸、冶》(《烟台大学学报》1991 年第3 期) 考察了传、屯、邸、冶的功能及其演变, 认为它们在综合开发利用山泽资源方面, 客观上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与商业的关系日益密切,对繁荣经济不无益处。朱和平《魏晋南北朝时期种植业中的商品成分问题》(《郑州大学学报》1996 年第1 期) 认为, 魏晋南北朝时期种植业中商品性成分提高, 导致了传统的商品结构改变和商人地位的提高。张旭华《魏晋南北朝的商品构成与经营方式》(《郑州大学学报》1996 年第1 期) 也认为, 在此时的商品构成中奢侈品的成分下降, 农产品以及与之相关的农业生产资料的买卖增多。秦冬梅《略论六朝时期农产品的交换》(《中国农史》1997 年第4 期) 研究了六朝农产品交换特别是粮食交换的种种现象, 认为此时大量涌现的城市是农产品流通日益活跃的重要原因。盛宪之《魏晋南北朝集市贸易论略》(《邵阳师专学报》2000 年第1 期) 叙述了集市贸易在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历程, 总结了其特色。
三、宗族与家庭
魏晋南北朝是典型的门阀士族制社会, 家族制度及其相关内容的研究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士族门阀与宗族乡里关系是近年来史界比较关心的问题。陈琳国《论襄阳的晚渡士族》(《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 年第4 期) 认为与襄阳的紧密联系是侨居襄阳的晚来士族高门走上仕途, 活跃于南朝政治舞台的根基。张琳《南朝时期的雍州中下层豪族》(《武汉大学学报》1997 年第6 期) , 认为雍州中下层豪族在政治上的兴衰取决于他们在当地士族制地方社会中的地位, 以及他们与雍州地方社会联系的强弱程度。刘静夫《京兆杜氏研究》(《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 则以京兆杜氏为个案说明了与宗族乡里的关系在士族发展中的重要性。王力平《四至九世纪襄阳杜氏家族述论》(《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 , 中华书局, 2001年) 从襄阳杜氏兴衰沉浮的历程中透视中古社会宗族的发展与根深蒂固的乡村基础的密切关系。
儒学与宗族兴衰的关系也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张天来《魏晋南北朝儒学、家学与家族观念》(《江海学刊》1997 年第2 期) 认为儒学在魏晋南北朝并未衰落, 只是在士族社会中打上了家族观念的烙印。王永平《汉魏六朝江东大族形成及其地位的变迁》(《扬州大学学报》2000 年第4 期) 探讨了儒学化与江东士家大族形成的关系, 认为家学的形成是维持这些大族地位长期不变的重要基础。
对宗族问题的理论探讨也有所展开。朱大渭等著《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将宗族分为三种类型, 研究了宗族对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的影响, 认为当时宗族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 与个人的关系十分密切。张承宗、魏向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苏州大学学报》2000 年第3 期) 则研究了宗族的组织形式、观念以及来源。黎虎《客家聚族而居与魏晋中原大家族制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 年第5 期) 讨论了魏晋的宗族制度与客家人的居处方式之间的关系, 认为客家人以围堡式大屋为中心的聚族而居, 融生产、生活与自卫于一体, 具有独特的民系与地域色彩的居处方式, 直接渊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原地区。他的《汉魏晋北朝中原大宅、坞堡与客家民居》(《文史哲》2002 年第3期) 对以上观点进行了进一步阐述, 认为对汉魏晋北朝中原大家族制度和居处方式的继承, 在客家民系形成中具有决定性意义。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深入研究家庭对进一步理解魏晋南北朝士族制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冻国栋《北朝时期的家庭规模结构及相关问题论述》(《北朝研究》1990 年上半年刊) 认为, 北朝时期一般民户的家庭规模大体上与汉晋时期略同, 五口之家是普遍现象。在十六国时期和北朝前期亦多聚族而居的现象。南北方在家庭人口规模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 除不同的历史和自然地理原因外, 政治时代背景的不同是最根本的原因。魏晋南北朝虽是乱世, 然而礼制却很发达, 在家庭中对礼的重视表现得尤其明显, 很多研究都是从这个角度展开的。荀建中《东晋南朝社会中的家庭伦常》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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