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初期的光景：“渤海国者，高丽之故地也。天命开别天皇七年（668年），高丽王高氏，为唐朝所灭。后以天之真宗丰祖父天皇二（698年）年，大祚荣始建渤海国。和铜六年（713年），受唐册立其国。延袤两千里，无州县馆驿，处处有村里，皆靺鞨部落。……。”如果“靺鞨国”就是渤海国，以上的情景，应是诸君鞍男受命观察风俗时就应当看到、并已为日本奈良朝廷所了解的。从这一处细节也可以看出，诸君鞍男等人所到之处很可能并不是渤海国。
在日本东北部宫城县，有著名的日本三古碑之一的多贺城碑[9]。多贺城建于神龟元年（724年），为按察使兼镇守将军大野东人所建，碑立于天平宝字六年（762年）。碑文刻记了多贺城的位置：“去京一千五百里；去虾夷国界一百廿里；去常陆国界四百十二里；去下野国界二百七十四里；去靺鞨国界三千里。”仅仅从里数上看，“靺鞨国”不可能在北海道，以多贺城为中心展开3千里半径，则恰好可以到达大陆和库页岛地区。
《令集解》公式令“远方殊俗”条载：“凡远方殊俗人，来入朝者，所在官司，各造图画，画其容状衣服，具序名号处所”[10]。以下是为“具序名号处所”所作的注释：
穴云，名号，谓其国号也。假靺鞨也。处，谓海中、山中之类。
“穴记”成书于延历十七年（798年）以前，正值渤海对日本遣使最频繁时期，并且与日本第二部正史《续日本纪》几乎同时编纂完成。因此，广受注目。关于本条记事中的“靺鞨”是否指渤海，日本学界仍然持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石井正敏认为，“穴记”为“远方殊俗人”作的注解是“非常参蕃人也”，即指不经常来朝贡的蕃邦之人。而当时，渤海已经数度遣使到日本，尽管渤海的遣使是不定期的，但已不属于“非常参蕃人”之列。因此不赞成“靺鞨”即渤海说。石井氏还推测，此处的“靺鞨”很可能指的就是后文将讨论的两度去日本的“铁利靺鞨”[11]。我同意石井先生对“靺鞨”即渤海国见解的批判，不过“靺鞨”未必一定是指铁利人。至少，我们在《续日本纪》中看到，“铁利”之后，并不见跟缀“靺鞨”字样，看不到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作为后世的研究者，我们当然知道铁利是靺鞨之一部，但问题是，铁利人也未必以“靺鞨”自称。“穴记”所见的“靺鞨”，很可能来自另外的渠道。事实上，到8世纪结束前，在日本，已经有了“靺鞨（国）”的概念，如多贺城碑以及《类聚国史》中对靺鞨部落的描述。
根据以上讨论，可知，720年诸君鞍男等人所到之“靺鞨国”，是指东北欧亚大陆地区靠近日本海的靺鞨部（如拂涅、虞娄、越喜等部）、或库页岛附近早与日本有过交流的靺鞨部族的居住地区。虽然，诸君鞍男等对上述地区考察的结果与日本朝廷的对策，由于史书没有留下任何记载而无从了解，但是，这样一次小规模的航海行动，仍然说明日本的统治阶层对靺鞨部族的关注，并与靺鞨人世界发生了直接接触。
二，雅乐“新靺鞨”反映出的日本的“靺鞨”观
在日本的雅乐中，据称由朝鲜半岛传入的，包括“新靺鞨”、“大靺鞨”等曲名在内的“高丽乐”以及据称由渤海传入的“渤海乐”都在其中。奈良时代，“高丽乐”和“渤海乐”均被称为右方之舞[12]。9世纪以后，嵯峨天皇朝，对雅乐进行了整顿、改革，将渤海乐与三韩乐统称为“高丽乐”[13]。
其中，关于“新靺鞨”、“大靺鞨”等曲目是否属“渤海乐”[14]，长期以来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在日本史料中出现的“靺鞨”是指（渤海以外的）靺鞨部族，还是指渤海。近年，日本的雅乐及渤海史研究者多将“新靺鞨”、“大靺鞨”等系于渤海[15]。
根据12世纪成书的《舞乐要录》记载，延长六年（928年）的“相扑节”上演出了若干种乐舞，有“新鸟苏、绫切、皇仁、渤海乐、纳苏利、狛犬”等[16]。此后，“渤海乐”不复见于史籍。对此，有研究者指出可能是“新靺鞨”取代了“渤海乐”[17]，也可能“新靺鞨”就是指渤海乐[18]。必须注意的是，“渤海乐”，并非某一具体的舞乐曲名，而是9世纪乐制改革以前由渤海传入日本的乐曲的总称。我们看到，在《舞乐要录》中，“绫切”是与“渤海乐”并列在一处的，而“绫切”，又称“大靺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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