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志和东夷列传[31]：朝鲜半岛三国时代音乐志的源史料来自《隋书》、《北史》、《旧唐书》和《新唐书》[32]，并且没有添加进任何三国自己独有的资料。而在上述正史等的有关记载中，完全看不到任何涉及到“新靺鞨”的史料。
还有一种见解，认为“新靺鞨”可能是日本制造，在11世纪白河院天皇在位期间，由藤原朝臣俊纲所作[33]。
从上述情况看，或许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新靺鞨”舞蹈来自北方大陆靺鞨人居住的地区，传入日本后被再创作为乐舞，又以地域关系被划入高丽乐，配曲时也主要利用高丽乐中的表演要素和道具。因此，出现了“高丽乱声”等独奏或合奏曲目。
另一条在1233年成书的、现存最早的综合性乐书《教训抄》中[34]：
新末鞨 别装束舞 小曲
此曲或书云，靺鞨芋田人名也。出北土靺鞨国名也。或曰件舞出彼国。
较之于《和名类聚抄》，《教训抄》提供了有关“新靺鞨”的相对详细的信息：指出了“新靺鞨”的作者是北土靺鞨国的一个叫靺鞨芋田的人[35]；舞蹈是在靺鞨国编成的[36]。《教训抄》作者狛近真主张“新靺鞨”出自北土靺鞨国。值得注意的是，对“新靺鞨”，狛近真也重在强调其首先是舞蹈而非乐曲。
第三条在成书于17世纪末的《乐家录·本邦乐》（卷三一）条中[37]：
新靺鞨者靺鞨国之曲也。舞者自彼国来于中华，为礼拜舞踏之体云云。
在这则史料中，编撰者肯定了“新靺鞨”为靺鞨国之曲，舞蹈也出自靺鞨国，该国使者来到日本，在朝廷的礼仪场所表演乐舞[38]。
根据以上，想作出以下推论：“新靺鞨”是靺鞨部族传统的舞蹈，后来靺鞨人通过某种渠道（从其具体表演时借助许多高丽形式，推知可能是通过朝鲜半岛）将其带到日本；可能最初并没有这个明确的名字，后来在配曲时为了区别诸如“大靺鞨”等乐舞曲名，而被赋予“新靺鞨”之名。
“大宝令”以后，日本在律令制国家建设中，形成了一套双重的自我认知体制：一方面，日本不甘心进入以大唐为中心的册封体制中，对唐朝以邻国相称，追求对等外交的理想；但同时，日本的统治阶层又模仿大唐，设定了一套日本版的“华夷秩序”。即日本以“中华”自居，一厢情愿地将与其保持国交关系或往来的古代国家、部族，如高句丽、新罗、渤海、以及靺鞨部族等视为夷狄、蕃邦[39]。作为这一秩序的可视性表现，在一年中的重大节日或外交场合，都要上演这些夷狄、蕃邦的乐舞。事实上，除去前文提到的唐乐、渤海乐以及高丽乐外，还有从西域、印度传来的天竺乐、林邑乐等[40]。而上述种种来自所谓蕃土的音乐，绝大多数也都可以在中国正史四夷乐（四方之乐）中找到源头。如《新唐书·礼乐志》（卷二二）载：“周、隋与北齐、陈接壤，故歌舞杂有四方之乐。至唐，东夷乐有高丽、百济，北狄有鲜卑、吐谷浑、部落稽，南蛮有扶南、天竺、南诏、骠国，西戎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凡十四国之乐，而八国之伎，列于十部。”在上述十四国之乐中，没有见到与“靺鞨”有关的音乐。但是如同前文已提到的，靺鞨舞并不是没有在中原王朝的宴飨仪式上出现过。只不过，在中原王朝的乐舞系统中，比起以上“十四国之乐”，靺鞨舞可能实在微不足道，故未被收录进去。
上述三条史料，都没有将“靺鞨”与渤海国扯在一起，可见，不管是因为日本人（统治阶层）固有的认知，还是由于时代的久远使得渤海国与日本密切交往的历史早已被淡忘，总之，在时人的眼中，“靺鞨”不就等于渤海国。而“蕃人出北土”、“舞者自彼国来于中华”等文句则表明，在渤海国之外，确实有靺鞨人来到日本，甚至可能也曾出现在朝廷的宴飨仪式上。
乐舞，不过是为日本朝廷的“华夷秩序”服务的工具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靺鞨”是高（句）丽制造还是日本制造，都已经显得不重要了，关键是“靺鞨”在这里被赋予的是地理上的意义以及在日本统治秩序中的位置：在“北土”，有日本的一个蕃邦。这才是最重要的。
注释：
[1]《日本书纪》齐明四年六年（660年）条载：“三月，遣阿倍臣，（阙名）率船师二百艘，伐肃慎国。阿倍臣，以陆奥虾夷，令乘己船，到大河侧。于是，渡岛虾夷一千余，屯聚海畔，向河而营。营中二人，进而急叫曰，肃慎船师多来，将杀我等之故，愿欲济河而仕官矣。阿倍臣遣船唤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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