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女”、“爱嗜女” [20]。可见，以曲名的兴替嬗变来解释“新靺鞨”与“渤海乐”之间关系是困难的。“新靺鞨”、“大靺鞨”等乐舞并不是渤海国的乐舞，而应当是渤海建国前靺鞨部族的乐舞。有资料证明，靺鞨部族是喜欢起舞状志的：隋朝初年，靺鞨遣使朝贡，高祖设宴款待。席间，“使者与其徒皆起舞，其曲折多战斗之容”[21]。
以下要讨论“新靺鞨”到底是怎样一部乐舞。可资参考的史料主要有三条。
一为10世纪前期，由源顺编纂的《倭名类聚抄·高丽乐》（卷四、曲调部、第四十九项目下）[22]：
新靺鞨 [靺鞨二音末曷，蕃人出北土，见唐韵タリト申タリ。サレバ高麗ヨリ渡タル内ニハアラザルカ]
这句话的意思是，“新靺鞨”依《唐韵》发音末曷，乃北土蕃人所作，不可能是由高丽传入的。“新靺鞨”的注记，由两部分内容构成。
第一部分，是“靺鞨”二字的发音，依《唐韵》，作“末曷”。另据《乐家录·乐曲训法》（卷二八），“新靺鞨”训读为“志牟真加”。新，读作“志牟”(shimu)；靺鞨，读作“真加”（maka）。《教训抄》也将“末（靺）鞨”注音为“マカ”。按现代日语的音读原则，这里的“靺鞨”与中国史籍中的“靺鞨”即“末曷”是极为近似的。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日本书纪》中出现的“肃慎”，在日文中训读为“阿志婆世”（ashihase）；既然在日本“肃慎”与“靺鞨”属于同一部族集团，则《续日本纪》养老四年条中的“靺鞨国”，与多贺城碑中的“靺鞨国”亦应同样训读为“ashihase”[23]。如果上述结论成立，则这种情况表明，在古代日本，对“靺鞨”这一概念的引入，可能存在过不同的渠道。
第二部分涉及到了“靺鞨”的属性与来源。靺鞨人出自北方；“新靺鞨”不是从高（句）丽传来的。
“蕃人出北土”这一表述方式，并不是日本人的原创，而是来自中国的古典。南朝顾野王所著《玉篇》卷下，革部第四二三，有“靺”字与“鞨”字。两字相续。靺字下注云：“亡达切。靺鞨蕃人出北土”；鞨字下注曰：“胡葛切，靺鞨”。顾野王是6世纪时的著名学者，兼通史地及文字学。《玉篇》成书于梁大同九年（543年）。革部中有“靺鞨”，注为北方的蕃人。从时间上看，《玉篇》中“靺鞨”出现的时间早于作为通说的563年（《北齐书》河清二年）。但《玉篇》从唐代至宋代，几经重修，已非顾氏之旧。而且，书中间杂“肃慎”、“勿吉”和“靺鞨”等字样，作者对它们之间的谱系却未作任何解释。顾野王既是地理学家，又著有《舆地志》[24]，不会不知道靺鞨与前二者的关系，因此，靺鞨应为后人加进去的[25]。故而《玉篇》不能作为“靺鞨”初出的确证史料。“靺鞨，蕃人出北土”一句，很可能系唐人“重修”时所为[26]，又在汉籍大量流入日本的唐代，随《玉篇》辗转到了日本，被用来注解乐舞“新靺鞨”的发音。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室生寺本《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就记有“玉篇卅一卷（以下分字注）陈左将军顾野王撰”、“玉篇抄十三卷”[27]。同一目录中，还可见“唐韻正義五卷”[28]。因此，《倭名类聚抄》将靺鞨二字训为“末曷”，所依据的“唐韵”很可能就是这部《唐韻正義》。
在古代日本，“新靺鞨”被归入高丽乐，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倭名类聚抄》又说“新靺鞨”不是由高（句）丽传入日本的。尽管我们目前还不清楚“新靺鞨”与高丽乐有着怎样的内在关系，但是“新靺鞨”在表演时，乐舞起首由高丽笛独奏“高丽小乱声”然后，由众多乐器合奏“高丽乱声”[29]。可知“新靺鞨”与高丽乐或者说高丽乐舞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毋庸置疑。
按靺鞨部族活动于朝鲜半岛三国鼎立时代的末期和统一新罗时代，如果其舞蹈日后经由高（句）丽传至日本，或许能在三国时代或新罗时代的史料中寻得蛛丝马迹。然而，作为传世的朝鲜半岛最古的史书，《三国史记·杂志》[30]乐志部分对三国古代音乐史的记载实在是非常匮乏，而且其所依据的源史料也不是《三国史记》以前的朝鲜古史，而是中国正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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