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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监狱的层次及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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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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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景十三王·赵敬肃王刘彭祖传》）本始三年，相内史奏广川王刘去与其妃阳成昭信滥杀无辜，“天子遣大鸿胪、丞相长史、御史丞、廷尉正杂治钜鹿诏狱”。刘去自杀，昭信被弃市。[1]（《汉书·景十三王·广川惠王刘越传》）史实证明洛阳、魏郡、钜鹿有诏狱存在。
西汉时郡县的监狱，主要关押地方囚犯。汉代长安就有郡县一级的监狱，《汉旧仪补遗》卷上云：“东市狱属京兆尹，西市狱属左冯翊。”尹赏在任长安令时所建的长安狱堪称当时最为残酷的监狱，在监狱中建名为“虎穴”的大坑，将长安城中的“轻薄少年恶子，无市籍商贩作务，而鲜衣凶服被铠捍持刀兵者”全部关押捂死。[1]（《汉书·酷吏·尹赏传》）采取严厉的措施打击地方的邪恶势力。西汉见诸记载的地方监狱有以下几个。
1．钜鹿狱。钜鹿人路温舒刻苦自学，“求为狱小吏，因学律令，转为狱史，县中疑事皆问焉。太守行县，见而异之，署决曹史”。[1]（《汉书·路温舒传》）既然钜鹿县有“狱史”和“决曹史”，说明该县有监狱之设。
2．郯狱。东海郯人于定国的父亲“于公为县狱史，郡决曹，决狱平，罗文法者于公所决皆不恨”。于定国自幼“学法于父，父死，后定国亦为狱史，郡决曹”。[1]（《汉书·于定国传》）
3．宛狱。西汉末，刘祉兄弟率军响应刘秀起兵，王莽的“前队大夫甄阜尽收其家属系宛狱。及汉兵败小长安，祉挺身还保棘阳，甄阜尽杀其母弟妻子”。[1]（《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城阳恭王祉传》）
4．蒙狱。汉文帝时，韩安国“坐法抵罪，蒙狱吏田甲辱安国”。[1]（《汉书·韩安国传》）师古曰：“蒙，梁国之县也。”后来韩安国官任梁内史，不计前嫌，启用田甲，受到人们称赞。
5．邓狱。汉平帝时，翟义任南阳都尉，宛令刘立与曲阳侯王根为姻亲，看不起翟义。翟义代太守巡视属县时，“以主守盗十金，贼杀不辜，部掾夏恢等收缚立，传送邓狱”。 [1]（《汉书·翟方进传附子义传》）
6．定襄狱。汉武帝多次出兵定襄，使该地社会秩序混乱，“于是徙纵为定襄太守。纵至，掩定襄狱中重罪二百余人，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者亦二百余人”。“是日皆报杀四百余人”， “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为治”。[1]（《汉书·酷吏·义纵传》）
7．陈留狱。建平年间，梁王刘立杀人，“丞相、御史请收王玺绶，送陈留狱”。因汉哀帝包庇，仅将其傅、相等官员正法，赦免刘立的罪行。[1]（《汉书·文三王·梁怀王刘揖传》）
8．外黄狱。西汉末，刘昆担心礼因此而废，率领弟子五百余人习礼，“王莽以昆多聚徒众，私行大礼，有僭上心，乃系昆及家属于外黄狱”。[2]（《后汉书儒林上·刘昆传》）
二、东汉监狱的层次
东汉监狱继承了西汉的模式，既有位于京城的诏狱，也有分布于郡国的地方监狱。《续汉书·百官志三》“廷尉”条云：“唯廷尉及洛阳有诏狱。”其实洛阳的诏狱不仅这两处。
1．洛阳诏狱。主要处理朝廷的重要案件。光武年间，外戚阴兴、阴就敬重冯衍，冯衍因之官至司隶从事。光武帝“惩西京外戚宾客，故皆以法绳之”。冯衍不得不“诣洛阳诏狱”，被赦免不问。[2]（《后汉书·冯衍传上》）马援侄女婿王磐为王莽从兄之子，不知进退，因“与司隶校尉苏邺、丁鸿事相连，坐死洛阳狱”。[2]（《后汉书·马援传》）反映了东汉初年光武帝打击结党营私现象。楚王英谋反被发觉后，“掾史五百余人诣洛阳诏狱就考，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2]（《后汉书·独行·陵续传》）经寒朗劝解，汉明帝“车驾自幸洛阳狱录囚徒，理出千余人”。[2]（《后汉书·寒朗传》）东汉中后期，洛阳诏狱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永建年间，有人向大将军梁商诬陷霍谞之舅宋光，“以为妄刊章文，坐系洛阳诏狱”。霍谞为其舅辩解，梁商原谅了宋光。[2]（《后汉书·霍谞传》）汉桓帝初年，梁冀之弟梁不疑为河南尹，宦官单超、左惋拜访梁不疑，因“礼敬小简，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阳狱”，二人上门谢罪，其兄弟才被释放。[2]（《后汉书·宦者·单超传》）延熹末年，李膺为司隶校尉，宦官张让弟张朔为野王令，无恶不作，“膺知其状，率将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阳狱。受辞毕，即杀之”。[2]（《后汉书·党锢·李膺传》）延熹九年，襄楷屡次上奏为政之弊，汉桓帝怒，尚书乘机建议：“请下司隶，正楷罪法，收送洛阳狱。”襄楷被判令“犹司寇论刑”。[2]（《后汉书·襄楷传》）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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