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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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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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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叶，当开发较晚的西南边陲数以百计的土著廷对折桂，越来越多的军卫子弟弃武从文，甚至连宗室人员也以科目为出路时，明初百万山后南归的（第222、242、330页）、曾占北京城入籍的民籍居民三分之一的蒙古人（第331），却在明代数千名双籍进士中似乎找不到踪影。联想到时人对达人“施施自得”，“不劳其力而坐享其有”的疏陈[13]，两者之间是否有内在的因果关系？
（二）双籍进士的作用与影响
纵观历史，由于边疆地区自然条件差，生存环境恶劣，汉人“一般不愿迁住边区，一有机会就返回原籍”[14]。然与历代不同，明初迁入边区，特别是西南和辽东的“军人及其家属大多于当地安家落户，成为土著”（第5页）。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明廷为戍守边关的军人及其子弟就地营造了一个能蕴育出各级文职官吏的壤，藉此，最大限度地把他们留住了。如果没有这一措施，军士武臣就有可能重蹈历史之覆辙——想方设法回原籍……所以说，洪武、永乐年间的移民，特别是发往边疆的军籍移民后裔举人、进士的涌现，为边疆国防的巩固、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及北京文化重镇的形成、民族凝聚力的加强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双籍进士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1、填补科举人物空间流动研究的空白。自20世纪中叶以来，潘光旦、费孝通、张仲礼、何炳棣、肃启庆、吴建华、刘海峰、于志嘉等中外学者，对科举的社会流动都作过比较深入的探索。但先哲时贤大都从家世、“脚跟”包括功名、仕途和经济成份等考察中式者的流动，即科举人物的社会垂直流动或水平流动,部分涉足城乡流动[15]。但专门从空间流动的视角进行研究的似尚无先例。而学术界对我国古代其他人物流动的探讨，似远不如科举人物。同时，欧美诸国对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也主要选择17世纪以后的课题”[16]。因此，本问题的提出，不仅将填补科举流动研究的空白，而且，从高级人才祖先流动的年代之早、时间跨度之久、人数之多、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史料之权威及记载之完整而言，《索引》提供的双籍进士的史料，在世界人才（祖籍）流动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2、拓展明代移民史研究的视野。虽然，顾诚、葛剑雄、曹树基在上引大作中都曾提及过明代移民后裔对新入籍地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包括产生了一批科举人物，甚至已点到会试分区取中与移民的关系。但是，对明初移民后辈进士群及其原籍的分布进行专门研究的工作，似乎还没有人做。本文的研究表明，双籍进士与明初大移民息息相关，而且，两者可互为佐证，相得益彰。明代移民史研究为双籍进士的探索提供了历史背景和宏观视野；双籍进士的具体流向和个案分析，能为明代移民史的深耕熟耘贡献新的史料和思路，推动移民史研究的进展。
[1]许敏：《明代商人户籍问题初探》，《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2]王毓铨：《籍•贯•籍贯》，《文史知识》1988年第2期。
[3]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四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3页。
[4]何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8页。
[5]王毓铨：《籍•贯•籍贯》，《文史知识》1988年第2期。
[6]王毓铨：《籍•贯•籍贯》，《文史知识》1988年第2期。
[7]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史部•贡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8]顾诚：《谈明代的卫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9]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1-63页。
[10]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导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
[11]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页。
[12]吴必虎：《明初苏州向苏北的移民及其影响》，《东南文化》1987年第2期。
[13]李文达：《达官支俸疏》，《明经世文编》卷36，中华书局影印，1962年。
[14]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科学出版社2001版，第145页。
[15]参阅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清华大学）4卷1期，1947年；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何炳棣著，王振忠译：《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历史地理》第十一辑； << 上一页 [31] [32] [33] [34] [35] [36] [3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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