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旧族门户和新出门户

　　魏晋士族，是历史地形成的一个社会阶层。东汉所见世家大族，是魏晋士族先行阶段的形态[1]。这两者都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宗族结构与封建经济发展潮流相结合的产物。东汉世家大族得人魏晋为士族，意识形态由儒入玄也是必要条件。
　　魏晋士族，就其一个个的宗族而言，可分为两个类别。一类是由东汉的世家大族经过一个更新过程而来，基本上保持儒学传统而又或多或少地兼染玄风，个别的已由儒入玄。他们在魏和西晋居于高位，被视作旧族门户。魏晋士族的另一类，多属乘时而起的所谓新出门户，不是来源于世家大族，一般都是习于玄学或者出入玄儒。他们的政治地位在魏和西晋迅速上升，入东晋后更为突出。有些魏晋士族，介乎上述两类之间，其先世在东汉末年始得入仕，或至九卿、二千石，但真正形成门户，还是在魏和西晋。这样的士族，往往也被视为旧族门户，本书也把它归入此类。
　　魏晋士族，就其一个个宗族而言，只有少数几家具有东汉世家大族渊源；多数并非由东汉世家大族演变而来，而是魏和西晋因际遇而上升的新出门户。但是，如果就社会阶层演变的整体言之，魏晋士族却是东汉世家大族发展的延续。没有东汉世家大族的存在，就不可能出现魏晋士族阶层。世家大族虽然带有世代承籍的性质，但其身分地位与具有法律保障的世袭封君毕竟有所不同。所以中国古代社会宗族势力尽管延绵长久，在东汉表现为世家大族，在魏晋表现为士族，但其成员却大都已经变换。促成这一变换的主要原因，一是社会的大动乱，一是频繁的易代纠纷。
　　魏晋士族的社会构成，其类别大体就是这样。至于就每一个士族门户来看，它们发展上升各有其独特的经历，情况要复杂得多。而且家世源流久长也并非门户高低的唯一条件。
　　东晋所见士族，其最高层即所谓门阀士族中的当权门户，以其执政先后言之，有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五族。高平郗氏虽然发挥过极重要的政治作用，但由于未正式掌握过东晋国柄，故未计算在内。上述五族门户以其渊源及其它条件言之，可分为下述三种情况。
　　一种是来自东汉高层的世家大族，严格说来只有谯国桓氏可以属此。桓氏为东汉桓荣之后，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但是据考，桓荣六世孙桓范于魏世罹嘉平之难，诛及三族，门户源流已断。东晋桓氏是刑家子遗，觍颜事仇，竟不敢追认先人世系，更不敢以门户骄人。所以桓彝、桓温完全同于新出门户，而且在新出门户中也是不受尊重的。
　　一种是虽有旧族渊源关系，但先世阀阅可追溯至东汉者仅一两代而已。属于这种情况的有太原王氏和琅邪王氏。太原晋阳王氏王昶，父泽，伯父柔，总角往候郭泰，访以才性所宜，后均至二千石。王泽、王柔以上，则名讳仕履无闻。琅邪临沂王氏，据《晋书》卷三三《王祥传》及《新唐书》卷七二（中）《宰相世系表》，其先世可溯至西汉王吉，但是疑信难详。所以《世说人名谱》只以王祥、王览之父王融为王氏第一世，而不再向上追溯，并谓融“辟公府，不就”，也就是说尚未得到官位。但是这也不确。据《晋书·王祥传》，王祥祖王仁[2]，汉青州刺史；据《三国志·吴志·孙坚传》注引《王氏谱》，汉荆州刺史王睿是王祥伯父。这就是说，王仁有子融、睿，融虽辟公府不就，睿则仕至荆州刺史，为孙坚所杀。琅邪王氏王仁、王睿两代刺史，家世背景当始于桓帝时。从《世说新语·排调》琅邪阳都的诸葛恢与同郡临沂的王导“共争族姓先后”一事来看，认为王氏与诸葛氏都有旧族渊源，王氏在东汉已有相当的门户势力，也是符合事实，符合时人看法的。东汉末年，王祥于战乱之时扶母携弟避居庐江，至数十年之久，远离地著，其宗族虽尚或在原地，门户当已就衰。后来王氏复起，主要是曹魏黄初年间王祥得为徐州别驾，纠合义众，助刺史吕虔讨平利城之叛有功，始入正式仕途，遂以显达，开魏晋琅邪王氏门户兴旺之端。太原王氏与琅邪王氏，其门户的儒玄转化，大体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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