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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门阀政治》后论

时间:2009-7-24 13:55:18  来源:不详
度,以致于进一步向玄学靠拢,甚至皈依。
  司马氏消灭政敌时,并不轻易以名教杀人。嵇康之死,还有一条钟会所谮的“欲助毌丘俭”的军事反叛罪。魏晋禅代之际,真正以身殉魏之士实际并不多见,较多的是,或沉默以避嫌疑,或远世而为消极的表示。《晋书》卷九四《隐逸传》载孙登、董京[17]、范粲[18]等人事迹,类皆如此。《东坡志林》卷四讥讽阮籍见张华《鹪鹩赋》而叹其有王佐才之说,直谓“观其(案指张华)意,独欲自全于祸福之间耳。”司马氏代魏局面一经确定,玄学之士纷纷归于司马氏,连嵇康之子嵇绍,在几经踌躇之后,亦经山涛荐而仕晋。西晋朝野玄风吹扇,玄学压倒了儒学而成为意识形态的胜利者,连昔日司马氏代魏功臣的那些儒学世家,多数也迅速玄学化了。两晋时期,儒学家族如果不入玄风,就产生不了为世所知的名士,从而也不能继续维持其尊显的士族地位。东晋执政的门阀士族,其家庭在什么时候、以何人为代表、在多大程度上由儒入玄,史籍都斑斑可考。他们之中,没有一个门户是原封未动的儒学世家。东晋玄学一枝独秀,符合门阀政治的需要。
  然而,儒学自有其社会效用,是玄学所不能完全代替的。玄学阵容中,很少有人完全站在儒家基本思想的对立面。儒家基本思想或者被包涵于玄学之中,或者尚独立存在于玄学之外,继续起着或多或少的作用。《三国志·魏志·王昶传》王昶诫子侄“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是多数当政居位的玄学名士立身行事的共同倾向。这实际上就是《庄子·天下》所说的“内圣外王”之道。
  玄学名士之中,也不乏佯狂醉酒、放浪形骸的人物,所思所行与儒家格格不入。他们多在玄学士族身处困境的时候出现,如魏晋易代之际,元康八王之乱之中,永嘉南渡之初,以及太元之末。这些很难说就是士族的常态。东晋时还有一些是声誉特高,为上流社会所仰慕的玄学名士如刘惔、王濛辈,他们但求放达,不婴世务,“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19]。这些人以虚誉为荣,可以充当门阀政治的点缀,而不能运转门阀政治。能够运转门阀政治的人,仍然只能从“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的出入玄儒的名士中产生出来。王导、庾亮、谢安,都是这样的人物,桓温也是浅涉玄风而又不囿于玄的人。
  余英时先生论玄儒问题,曰:“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综者,则其人大抵为遵群体之纲纪而无妨于自我之逍遥,或重个体之自由而不危及人伦之秩序也。”又曰:汉代以后,宋明理学以前,“儒家性命之学未弘,故士大夫正心修身之资,老释二家亦夺孔孟之席。唯独齐家之儒学,自两汉下迄近世,纲维吾国社会者越二千年,固未尝中断也。而魏晋南北朝则尤可视为家族为本位之儒学之光大时代,盖应门第社会之实际需要而然耳!”[20]余氏谓魏晋南北朝为“儒学之光大时代”,并以知识阶层的群体性和个体性解释学术思想的发展,这些见解尚可斟酌。但是余氏所论在玄风竟扇之中,儒学犹得不绝,齐家之学更有发展,确是事实。
  以东晋时期的人物思想而论,按儒家所本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衡量,玄学于诚意、正心甚至修身诸端,确有其独到之处而异于儒学。但在士族本位的社会中,维系士族本身之存在,保持一姓士族内部之凝聚,即所谓“齐家”者,确实不能从玄学之中找到有用的思想工具。所以,士族通常并不废礼学,还特重丧服之礼,以之为维系士族门户的重要手段之一,表明士族为了“齐家”而不能废儒。名士庾亮,一方面是“性好庄老”,另一方面又是“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晋书》卷七三《庾亮传》)。这就是史家所谓儒道兼综,或者说玄礼双修。至于“治国”、“平天下”,从理论到实践,都是玄学所不具备的,必须依赖儒学。所以阮氏子弟入晋,有“三语椽”之称[21];竹林人物向秀直渭“儒道为一”[22];向、郭注《庄子》,更谓圣人身在庙堂,心在山林[23]。
  玄学名士在理论上不能废弃儒家的治平之说,在两晋时已经确定了。出入玄儒,内圣外王,东晋门阀政治中当轴主政的衮衮诸公,似乎无一例外,只是各人思想风貌的偏重容有不同。他们交游于玄学名士之间,一般说来,又并不特别敬重名望虽高但是不经世务的玄学名士。何充说他自己如果不勤理文簿,处理庶政,王濛、刘惔之辈就无以得存;庾翼谓玄学名士杜乂、殷浩辈只宜“束之高阁”,清平无事,始拟其用;而当殷浩竟被起用以抑桓温时,桓温果然把殷浩“束之高阁”了。
  但是,东晋儒学毕竟处于偏枯地位,虽然义疏之学往往而有,但毕竟习之者少,没有活力,也缺乏传授途径。以孔传《古文尚书》之学为例,《尚书·尧典·正义》引《晋书》[24]:西晋太保荥阳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苏愉授天水梁柳,梁柳授城阳臧曹,臧曹授汝南梅赜,梅赜为东晋豫章内史。传授源流如此,家法不复存在了。南阳范汪、范宁两代成《春秋谷梁传集解》,在东晋是罕见事例。但是儒学虽衰而未绝,毕竟为南朝儒学的渐兴留下了一点根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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