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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门阀政治》后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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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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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百家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云。周师入江陵，侨居江陵的士族又悉数驱迫北行。江左入隋，政局又一大变，昔日繁华竞逐的江左侨姓士族，几乎全部寂然无闻，只留下耸立的石头城和建康残迹，供后世的文士们千古凭高，谩嗟荣辱。
以上所称的侨姓士族，是就东晋高层的当权士族，亦即本书所谓门阀士族而言。门阀政治，就是指由这些士族所运转的东晋政治。但是，南来的侨姓士族并非都能居于高层的当权地位，并非都是门阀士族。侨姓士族之南来者，有些由于时势的原因而以武干显名，有些由于父祖事胡、本人渡江晚而不为时所重，有些由于缺乏可观的人物而在士族阵营中本来时誉不高，有些则由于缺乏历史关系和新的机缘而沉屈里巷。他们一般都不得居于建康。这些人在江左，地位大大低于门阀士族。陈寅烙先生称侨姓北府将为次等士族，近人亦或称之为低等士族。本书采取这一观点，并认为次等士族的范围还应放宽，除包括北府武将以外，还应包括一些旧族门户之晚渡者如杨佺期、卢循等，包括所有无缘入仕东晋的士族其他人物。形形色色的次等士族人物在江左门阀政治中不受尊重，所以在一定条件下投入门阀士族的对立营垒以求出路。杨佺期、刘牢之、刘裕以及孙泰、孙恩、卢循，所走的道路各不相同；以刘牢之、刘裕为一方，孙恩、卢循为另一方，更是战场上势不两立的仇敌。但是就他们本人所处的社会层次说来，就他们为求得一种新的统治秩序以代替东晋门阀政治的这种要求说来，他们又有着彼此一致的地位。
不过，对于东晋末年出现于历史上的这些次等士族，还须补作一点说明。土族的形成，文化特征本是必要的条件之一。非玄非儒而纯以武干居官的家族，罕有被视作士族者[8]。到东晋时，士族早已定型，他们一般是通过仕宦婚姻等途径，保持自己的士族地位于不衰。但是由于战乱流迁和其它缘故，南来士族，其门户地位有的上升，有的下降。士族门户下降者无从选择婚宦，不一定都能维持门户的文化特征；而有些不学无文的非士族的武将，却由于婚宦机缘得附于士族，居于其中的次等地位。杨佺期、卢循等属于前一类型，而刘牢之、刘裕则属于后一类型。两种类型的次等士族，在东晋政治地位大体一致，但是家族背景却本不相同。本书就是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采用次等士族一词。其实，本来是习武少文的齐、梁皇族得以纳入王、谢、袁、萧四姓士族之中，也是这个道理。由于前人对于次等士族或低等士族的界限并未作具体阐述，本书理解与之是否符合，那就很难说了。 三 门阀政治——皇权政治的变态
宗族发展历程，与中国古代历史上专制皇权的具体状况有密切关系。在中国古代，宗族群体早于专制皇权而存在，古老的宗法制度就是以宗族的存在为前提的。但是，宗族在对土地和对劳动者的封建占有条件下迅速发展，则是专制皇权出现以后的事。专制皇权不认识这是必然的趋势，也不认识这种发展终将与自己的利益一致，所以每当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头，总是企图抑制这种发展。西汉打击豪强，东汉实行度田，都是抑制措施。但是宗族依社会经济的自发进程而发展，皇权终于无力阻止。东汉政府在法律上，在租赋兵徭制度中，虽然对此没有正式承认的意向表示，但是对于家族扩充田庄，占有佃客的现象却是默认了的。曹魏的租调制，征收户调以户为准而不计人丁，为承认宗族庇荫劳动人手的特权留下了余地，是制度上行将出现重大变化的先声。西晋的荫客制度和东晋的给客制度，可以说是对宗族的这种特权正式予以法律承认。专制皇权毕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要保护自己的存在，所以在承认中还包含着数量上的限制，虽然数量限制在以后的年代总是不断地放宽。皇权与宗族，两者关系中相冲突的一面逐渐缓和，相依存的一面则日益显露。尽管如此，缓和总不是冲突的完全消除，依存也非两者的完全一致。关于这个问题，我在《秦汉魏晋南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历程》一文[9]中有所分析，可以参看。
宗族的发展在经济上与专制皇权所形成的矛盾，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但是只要皇权比较稳定，宗族在政治上一般说来还是愿意效忠皇权。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的宗族利益寄托于一姓皇朝。他们是这一时期知识阶层的主体，也是皇朝官员的主体。如果皇朝稳固，宗族的发展就没有多少风险，总是顺当一些；反之，如果皇朝纪纲不立，政局不稳，动乱频仍，宗族也会受到挫折，得不到一帆风顺的发展条件。所以东汉宗族虽然社会影响很大，但对于朝廷并不敢轻启觊觎之心。和帝以后皇权政治出现异常现象之时，公卿大夫面折廷争，布衣之士私议救败，都是为了恢复正常的皇权政治秩序。甚至东汉瓦解，董卓入京，开头也只得“沙汰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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