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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门阀政治》后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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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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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时代。它们与魏晋新出门户相比，虽说其来有自，但究非东京之杨、袁宗族一类，其先世只可以尾附于世家大族之列，充数而已，而不能视为世家大族入魏晋以后的真正代表。
一种是魏晋新出门户，有颍川庾氏和陈郡谢氏。庾氏庾嶷、庾遁起于魏晋；其父庾乘虽汉魏人，但汉桓帝时为县门下、伍伯，地位卑微，入魏为襄城令，亦难得入高门之列。庾嶷仕魏为太仆，庾遁诸子又贵达于西晋，庾氏始得为士族。谢氏谢缵仕魏，先世无闻，门户之起，更晚于庾氏。代表谢、庾门户的玄学名士谢鲲、庾敛，都始达于西晋或终于西晋。从以上情况中可以看到，东晋的当权士族，除桓氏情况特殊已另有论外，并没有严格意义的出于东汉世家大族的所谓旧族门户。降格以求，或多或少有东汉门户渊源可以探寻的，也只有琅邪王氏和太原王氏，如此而已。[3]
东晋当权士族的门户背景，大体就是这样。
不过旧族门户与新出门户，界线也并非长久固定不变。随着时日的推移，新出门户日益自认或被认为旧族。颍川庾氏虽属新出，但入南朝亦成旧族。《南史》卷二三《王琨传》谓桓修小女适颍川庾敬度，“亦是旧族”，即是一例。此处所论，只是就东晋言之。
东晋所见士族中的旧族门户，即令其先人在东汉世家大族中地位平平，却都被认为比新出门户多一重凭借，多一份优势，因而也被认为高出一等。魏晋的社会观感本来如此。取代曹魏的河内司马氏以世吏二千石的门户自豪，东晋建立前后琅邪王氏以门高特受倚重，这些都非偶然。魏晋社会中流行的这种门户观念，被那些处在衰落状态的旧族门户着意渲染。在他们看来，旧族门户哪怕权势日替，其社会地位也要比大权在握的新出门户为高。《世说新语·简傲》所载东晋中期陈留阮裕嘲笑陈郡谢万“新出门户，笃而无礼”，就是显例。
阮裕所从出的陈留阮氏，魏世入士族行列的确较早一些。《世说新语·任诞》“阮仲容、步兵居道南”条注引《竹林七贤论》曰：“诸阮前世皆儒学”。案阮氏自阮籍辈以上，可以追溯两代[4]。阮籍父辈：阮瑀，少从蔡邕学，后仕曹操为记室；阮武，清河太守；阮顗，汝南太守（一作淮南内史）。阮氏这一代，以学行和官守论，均属儒学无疑。阮籍的祖辈：阮敦，仕履无闻；阮略，齐国内史；阮谌，杜笃《新书》谓为侍中，《阮氏谱》则谓其“征辟无所就，造《三礼图》传于世。”[5]阮氏这一代以儒学出仕，也可概见。但是再上一辈，史籍就无微了。阮籍及兄弟子侄辈就是从这种儒学世家转入玄学家族的。
阮氏作为旧族门户，不过起于桓灵之世，并非承胤久远，累世不衰。这样的门户，在东汉也仅能尾附于世家大族，难得有很高的社会地位。陈留阮氏的历史，比起太原王氏和琅邪王氏来，似乎只是大体相当。而这个家族在阮瑀以后，尽管名士辈出，但由于门风濡染，宦情似薄，并没有出现过一个真正居位执政的人，家族地位在东晋时实际上日趋衰落。虽然如此，放达如阮裕，也不免以其门户历史自矜，不承认其时炙手可热的谢氏家族的社会地位。准此，在旧族门户中地位远远高于陈留阮氏的弘农杨氏杨佺期和颍川荀氏荀伯子，他们贬抑新出门户的傲慢态度（分见《晋书》卷八四和《宋书》卷六○），在当时看来更是可以理解的事。
以旧族门户自矜于新出门户，在东晋越来越丧失了实际意义。魏晋士族中旧族门户的数量本极有限，其中之过江者已属寥寥，真正够得上世家大族之后，而又人才特出，能够预于江左胜流，并且世有显宦者，更没有几户。所以江左立功立业，不得不依靠新出门户。东晋旧族骄矜作态，并不是由于他们强大，而是由于此时新出门户已扶摇直上，以致于本已就衰的旧族门户对自身的地位，产生了一种危迫之感的缘故。我们可以认为，即令在门阀政治的东晋时期，旧族门户为了稳定自己的地位，己自设有沟垒以戒备新出门户，不过森严的程度尚不突出。
南朝恢复了皇权政治，昔日的旧族门户和新出门户，都感觉受到威胁。
他们共同以深沟高垒自固，看来虽是为了严士庶之别，实际上则是戒备凭借武力树立政权的以及与这种政权相伴存在的次等士族与寒人。而皇权的侵渔，更是以王、谢为代表的门阀士族所最关切的关键所在。由此可知，东晋和南朝，门阀士族出于自危自救而都有所戒备，两者是相同的；但是两者戒备的对象并不相同，一是在门阀士族内部，一是在门阀士族外部。这反映出南朝政治格局和权力结构与东晋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异。 二 东晋侨姓门阀士族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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