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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门阀政治》后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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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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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姿态，引王导同登御床，并不是王与马完全协调一致的表现，它只是表明王马之间，也就是士族与皇权之间的关系，由于特殊的原因，暂时处于不平常和不正常的状态。
南渡士族都是亡官失守之士，有其迫切的家族利益急待追求。首先，他们要庇托有所，脚跟能够立定。他们固然要保全司马氏的皇朝，使司马皇朝能对南渡士族起庇护作用，但绝不乐意晋元帝真正发挥皇权的威力来限制他们。而从晋元帝方面说来，与士族共有神器，毕竟不是他所心甘的。所以，要稳定共天下的政治秩序，要取得皇权与士族的平衡和士族之间的平衡（这里又包括侨姓士族与吴姓士族的平衡和侨姓士族各门户之间的平衡），还需要经过一场政治倾轧和实力较量才行。于是我们看到，有晋元帝重用刘隗、刁协以抑王氏兄弟之举，由此又引出王敦与执政王导勾结，以南人钱凤、沈充为援共叛晋室之举。
王敦叛乱两次举兵，牵动的矛盾并不全同。王敦一叛，以“清君侧”即反对刘隗、刁协为名，得到士族的普遍支持，这说明士族在东晋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权益，是不容皇权侵犯的。王敦再叛，欲取代司马氏而独吞江左，以士族共同反对而告失败，这说明司马氏皇权也不容任何一姓士族擅自废弃。历史的结论是，只有皇权与士族共治天下，平衡和秩序才得以维持。所以，本来只是两晋之际具体条件下形成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暂时局面，就被皇权与士族共同接受，成为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模式。此后执政的庾氏、桓氏、谢氏，背景虽各有不同，但都不能违背这一结论，企图违背的人，都未能得逞。因此，王与马、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格局延续多年，始终没有大的变动。
淝水战后，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其时士族势力已经大不如昔，东晋政权也成为枯木朽株。孝武帝所作重振皇权的努力，功效甚微而触发的矛盾却很复杂。门阀政治的格局，以太原王氏两支各自凭借后党妃党的地位，交斗于主相之间而呈崩坏之势。孝武帝死后，破坏门阀政治的代表人物，是执政的皇室人物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而门阀士族的代表人物，则是原为孝武帝亲信而居徐州京口之任的太原王氏王恭，以及上游的殷仲堪与桓玄。王恭起兵败死后，桓玄并吞殷仲堪等上游兵力，进驻建康，消灭了司马道子父子的势力。如果桓玄处置适宜的话，这本来是重振门阀政治的一个时机。都下重要的门阀士族人物，几乎都支持桓玄，接受了桓玄的官职。《通鉴》元兴元年（402 年）谓“玄初至，黜奸佞，擢俊贤，京师欣然，冀得少安。”《世说新语·文学》还说其时泰山羊孚从京口诣玄，致笺赞颂曰：“明公启晨光于积晦，澄百流以一源”，桓玄即用为记室参军[10]。但是桓玄走得太远，不旋踵而代晋立楚，破坏共天下的局面。对此，门阀士族自有其不安之处，但亦未见有多表现，我们只知羊孚曾坚持异议。《世说新语·伤逝》：“桓玄当篡位，语卞鞠（卞范之）云‘昔羊子道（羊孚）恒禁吾此意（案此时羊孚新丧）’”，云云。羊孚禁桓玄篡晋，可能反映了怯懦的门阀士族的共同心愿，但并无实际作用。真正有力量反对桓玄此举的，是北府将孑余的刘裕。《宋书》卷一《武帝纪》刘裕语何无忌曰：“桓玄必能守节北面，我当与卿事之；不然，与卿图之。”
看来，都下的门阀世族对桓玄的态度，颇似昔日他们之对待王敦。迎桓玄入都并与之合作，意在去司马道子父子的专擅而长门阀士族的威风；阻桓玄称帝立楚，意在维持门阀士族与司马氏共治而防桓玄独吞江左。江左之初，诸门户与王敦关系，正是如此。这是门阀政治在权力分配上所必需的。君以此始，亦必以终。不同的是，王敦一叛再叛，门阀士族不但直接表示了意见，而且也采取了有力的行动，即赞同其清君侧之举而用兵力阻止其篡晋之谋，态度明朗，反映门阀士族力量强大，足以有所作为；桓玄兴师入都及后来废晋立楚，门阀士族赞同其消灭司马道子父子势力而未敢公然阻止其篡晋，态度暖昧，反映门阀士族的虚弱，丧失了举足轻重的力量。
刘裕驱逐了桓玄，使桓玄的起落成为东晋门阀政治的一次回光反照。昔日决断机枢的门阀士族，一般都无所作为，从王谧奉玺册于桓玄开始以至南朝之末，在改朝换代之际总是随例变迁，无复秦楚。与之相应，东晋统纪由次等士族刘裕恢复以后，重建士族与司马氏共治的门阀政治局面是再也不可能了。不过次等士族收拾残局，代晋建宋，格于各种原因，也并非可以一蹴而就，还需要相当准备，还得有一个过程。东晋义熙政局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其历史内容，无非是为门阀政治回归皇权政治准备必要的条件。 四 门阀政治和流民
东晋门阀政治，严格说来，居政而有实权者只限于侨姓士族，吴姓士族只不过是陪衬。吴姓士族政治上不能获得更多好处，经济上却必须坚守既得利益，不容侵犯。王敦起兵，曾责备刘隗辈行刻碎之政，其中一条是“复依旧名，普取出客。”唐长孺先生认为侨民旧籍无从稽查，依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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