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将军兼统绿营原因试析

　　京口、广州与福州是清前期仅有的由八旗汉军单驻之处，驻防将军均由八旗汉军充任，也为清前期各省驻防所仅有。关于三处军标的设置经过，官书记载不仅简略，而且散乱不全。三处驻防虽然都留有驻防志，但成书于光绪五年（1879）的广州《驻粤八旗志》，记载详于后期而略于初创。同为光绪五年编纂的《京口八旗志》更是明言咸丰三年（11853）之前事已无案可稽。惟由驻防将军新柱领衔纂述的《福州驻防志》，成书时间既早（乾隆九年，1744，为清代所有八旗驻防志书中最早的一部），记载内容又完备，所以这里以福州驻防将军兼统绿营的情况为例，叙述“军标”设置时的具体背景。
　　为何让将军兼统绿旗，雍正帝有过明确解释：“当日各省设立汉军驻防，因（旗兵）人数不敷，是以添设绿旗兵丁，令该将军管辖”[12]。对于这一经过，福州将军石文炳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上“请增绿旗两营疏”，讲得更为具体明确。石文炳请求由福州将军兼统军标的理由有三。
　　第一，闽省绿旗水陆营兵统计64700有余，而旗营额设仅止马甲1683副，步甲347副，旗营兵单。而福建又是形势特别复杂之处，“自我朝定鼎以来，一叛于郑成功，再叛于耿精忠，兵民习见悖逆，人心机变异常。继自征讨台湾之役，添设营兵不下十数万，原督臣姚启圣募养战士不下万人，四方不逞之徒又复强半入闽”。可见当时闽省之民，许多也是由兵转化而来，率多强悍，且与绿营兵勇存在各种联系，这使闽省的绿营之兵，比它处更不可靠。区区二千余兵的八旗驻防，对付这六七万时降时叛的绿营，尚且战守不敷，更遑论承担镇守全省地方之任。
　　第二，闽省驻防八旗兵丁虽然都是汉人，毕竟以北方人居多，长于弓矢而短于火器。而闽地却平原绝少，不是高山丛树，就是深沟水田，骑射难施之处，必资火器为先。“臣欲请改火器，则失我之所长；欲专恃弓矢，又非地之所宜”。
　　第三，从福建的地理位置和军事形势看，重要性并不逊于广东和京口，而兵额独少。
　　此疏得到朝廷重视并于翌年正式于福州添设军标两营。
　　京口、广州与福州，这三处清初仅有的以八旗汉军将军统领，属下官兵也皆系汉军的驻防点，有其共同之处。从地理位置说，广州、福州濒海，京口也是襟江带海之地。明末清初的抗清运动，就以东南沿海一带持续时间最久，斗争最为激烈，形势也最为繁杂，加上后来“三藩之乱”中有两藩即在福、广，可以说京口、广州与福州三处，直至康熙中叶以前，一直处于清朝统治的最前线。而这几处抗清斗争所以激烈，也与水战重于陆战，水战却是八旗无论满蒙汉军的弱项有关。如果派遣满洲、蒙古八旗进驻，一则长途跋涉，水土不服，二则语言不通、技艺亦无处施展，这正是八旗劲旅的“软肋”，也是清朝政府不能不往这几处派驻旗兵，但又不能派遣满蒙重兵而只能以汉军充数之故。
　　但问题还可以再深入一步：即使不能派遣满兵而非由汉军出面不可，又何以不增派八旗汉军而要由将军统领绿旗，如果真的如雍正帝所言，仅仅是因八旗兵力有限，为什么军标只出现在以汉军将军统领驻防的这三处？
　　三处将军所统兵丁的额数，应是揭示这一问题的入手处。几朝《会典》均未备载将军标所统绿营的额数，这里谨以石文炳《请增绿旗两营疏》[13]中的数字为准：
　　广东驻防额设马步甲3000副，将军兼统的绿旗兵丁4000名，共计额兵7000。而军标多于旗兵。
　　福州八旗驻防马、步甲共2000名，将军兼统的绿旗兵丁2000名（马兵400，战兵600，守兵1000），共额兵4000。旗兵与军标相等。
　　京口将军额设马步甲3000副，将军兼统的绿旗兵丁2000名，共额兵5000。旗兵多于军标。
　　通计起来，这三处将军统领的绿营总数已超过八旗，这当然不是可以忽略的小数目。
　　我们可以将其与当时屯驻八旗甲兵最重的西安、江宁作一对比：
　　西安将军：据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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