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年满文朱批奏折记，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仅马兵就有7000名，其中4000为满蒙马甲，另有3000 汉军。[14]乾隆二十八年（1763），西安的满蒙马甲已达5000名，较前又有增加。[15]
江宁将军：满、蒙马甲共4000，与西安同，不同者为江宁无汉军。
用设置军标的三处与江宁、西安相比，结果是耐人寻味的。
首先，如果将三处汉军将军所统旗兵与绿旗合计，则广州将军统领额兵总数与西安将军相同，福州与江宁同，京口介于西安与江宁之间。这就是说，三处额兵都已达到八旗驻防屯兵的最高数。
其次，如果仅从八旗兵数看，京口等三处则远远少于西安与江宁两处。
已经很清楚，京口等三处驻防将军领兵甚重，是出于当时当地军事控制与镇压的需要，这突出地反映了清前期八旗汉军在政治与军事统治中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而由驻防将军兼统军标，在使将军的兵力得到加强的同时，更体现为对将军权限的一种控制。
八旗与绿营既然为两个系统，绿营各级中下层武官与八旗有不同的统属，更何况清代绿营兵与八旗的不同之处又是“八旗驻防兵由于世籍，绿旗各营兵由于招募”，[16]即使是属下军标，将军对于各级官员尤其是兵勇的权限亦相当有限，这就使这几处的汉军将军，与统领同样数量八旗官兵的满蒙驻防将领，在兵力与权限上都不可同日而语。
绿营既然由总督、巡抚和绿营将领各自统领几标，将军标只是其中一部分，这就在将军与当地绿营将领之间，设置了一道明确的界限。将军虽能统领几标绿营，但仍不得干预民事，也并无超越军标干预其它绿营军队之权。
在京口、广州和福州这三处举足轻重之地，却不得不重用并不敢完全信赖的八旗汉军，满族统治者自不敢掉以轻心，由将军兼统绿营，正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对八旗汉军将军的权力加以制衡的深层用心。
雍正帝对于在汉军单驻之地设置军标，解释为是因八旗“人数不敷”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这确实是原因之一，但却不可尽信，如果看不到清廷对汉军旗人深深疑忌并千方百计加以控制的一面，对于清初汉军将军兼统绿营一事，就做不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四，军标的裁撤与驻防将军的再统绿旗
雍正朝以后，驻防八旗人口日渐繁衍，初期“人数不敷”的情况已不复存在，而京口、广州与福州几处的局势也早已相对稳定，军标的作用也不如初设时那么明显。笔者曾在另一文中提到，驻防八旗出现生计问题，多以汉军为最突出，这是因为清朝政府施行“首崇满洲”政策，八旗汉军的挑甲机会要少于八旗满蒙的结果。广州、福州等地汉军八旗最集中，生计问题也最严重，驻防将军遂在标下绿营兵身上打主意，希图让得不到挑甲机会的汉军余丁挑补军标额缺，这一建议几经反复，终获朝廷批准并加以推广，军标遂成为缓解八旗生计问题的一个“蓄水池”：
雍正十三年四月初二日内阁抄出奉上谕：“……查雍正七年朕曾降旨，当日各省设立汉军驻防，因人数不敷，是以添设绿旗兵丁，命该将军管辖。今汉军余丁繁衍，足供差操之用。嗣后将军标下绿旗兵丁缺出，即将汉军余丁顶补。如绿旗兵丁之子弟内有祖父食粮年久者，著于本省督抚等标营名粮，准其充补。此朕再三筹划办理者，盖以当年汉军人数不足，是以添设绿旗兵丁。今汉军余丁日多，仍令充补本将军标下绿旗之缺，于情理实为允当。……[17]
乾隆朝令各省驻防汉军出旗，大多数出旗汉军都挑补了绿营额缺，所沿的也是这一条思路。因有专文撰写，不另。[18]
军标的裁撤，与此三处八旗汉军的出旗为民紧密相关。八旗驻防汉军的出旗，最早从福州开始，继而就是广州。乾隆十九年（1754）清廷命福州原设四旗汉军官兵陆续出旗，翌年（1755）轮到广州，因广州将军力请，其3000名汉军仅出旗一半，尚余1500名。[19]汉军空出的额缺，由京师派遣等额的八旗满、蒙官兵充补。乾隆三十年（1765），福建驻防内的另记档案人户1000名亦被放出为民。[20]至于京口驻防，早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就已被从将军级下降到副都统级驻防单位，仅留的一名副都统驻镇江，归江宁将军管辖。与此同时，京口镇海标营亦奉旨令江宁将军兼管。[21]这应视作军标被裁的开端。
乾隆二十六年（1761）又谕：
京口驻防汉军三千三百余名，虽系水师营缺，不可裁撤，然今太平无事，无需众兵驻守，而去岁皇上南巡时，检阅其操演，技艺甚劣，徒有虚名，并无实效。江南现有驻防满洲、蒙古兵近六千名，数额极多，若从中拣派熟谙水师营事宜者千余名驻守京口，将京口汉军兵缺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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