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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八旗驻防将军兼统绿旗的问题

时间:2009-7-24 13:55:22  来源:不详
行裁汰。其额缺给予索伦、察哈尔丁,派驻伊犁,则于海疆、新疆地方均得劲旅,而索伦、察哈尔等获食钱粮,于其生计亦大有裨益。[22]

因将京口驻防汉军领催、马步甲共3000名,以及炮甲、匠役等悉数裁汰。
  汉军既经裁撤,军标的裁撤也是势所必然。乾隆三十二年(1767)清廷下令将这三处的将军标悉数裁撤。广州“因系省会重地,若将将军标四营全裁,兵额稍单”,所以仅裁前后二营,酌留千余名,拨归抚标570名,广州协825名。京口将军标左右二营,实裁马步守兵855名;福州军标左右二营,裁兵1553名。[23]同时又将京口水师营拨归总督专管,从此不再隶于八旗。[24]三省军标至此不复存在。
  福建、广东的汉军旗人出旗和军标被裁,不仅不意味着两处军事地位的下降,反而是这两处在乾隆朝以后地位愈形重要的表征,这是与京口的不同之处。此时用来换防的八旗满蒙官兵已在京师居住几代,对于汉地的语言与生活,都远较清初时更能适应,已具备了前往福、广等海疆驻防的能力。而一旦条件具备,就由满蒙旗人取代汉军,尽管有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的考虑在内,但也表明了朝廷对这两处的特别重视。
  而且,虽然广东始终留有半数的汉军未曾出旗,原隶福州驻防、建于雍正七年(1729)的福州三江口水师旗营的汉军也一直没有出旗,当其中的开户、另记档案人出旗时,还曾派7户汉军另户顶补其缺[25],这应是出于海防的考虑,但这两处的八旗驻防将军,却已由汉军缺改为满缺,也就是说,此时的统兵之权已从汉军旗人转到满洲旗人手中。
  驻防将军既然已是满缺,朝廷原有的对汉军将军的种种制衡也无存在意义,于是在这两处军标被裁不到40年之后,清廷复命两处驻防将军节制绿营。
  嘉庆十年(1805)十二月初一日奉上谕:谕内阁,广东地方紧要,广州将军除统辖该省驻防满营之外,别无应管事件,所有广东省陆路镇协各营均著交该将军节制,著为令。[26]
  嘉庆十一年(1806)三月二十三日朝廷又命福州将军亦从广州将军之例,节制绿营。见《清史稿》载:

  福州将军除统辖八旗驻防官兵外,兼辖福州城守营,节制福宁镇标、福州城守及同安等营。
  ……
  广州将军除统辖八旗驻防官兵外,节制南韶连镇标、潮州镇标、高州镇标、琼州镇标、惠州协标、肇庆协标、广州城守协、三江口协、黄冈协、罗定协、增城各二营,南雄协、钦州各一营,雷州左营、前山、永靖、连阳、惠来、骁平、潮阳、廉州、儋州、万州、和平、四会、那扶、永安、兴宁、平镇、潮州城守、石城、阳春、三水、徐闻、绥瑶等营[27]。

但这不是“军标”,具体地说,这两省的绿营除督标、抚标、提标各有专辖外,其余陆路各镇协均交该将军与总督一体统辖。凡各营任卸、操防、巡辑、差遣及一切弁兵升调,均由各镇协具文申详,将军查考其军政举核咨商会题,至升调拔补则由总督移知。[28]这是从加强全省军事部署的角度考虑的,将军的实际兵权,比起独自控制几千“军标”之时,反而有所加强。此时的驻防将军已经改为满缺,所统官兵大部也是满兵,是解释这两处将军事权何以加重的关键。

五,伊犁与成都将军的兼统绿旗

  八旗驻防中设置最晚的两处将军级单位是伊犁和成都。由于驻地战事甫定,以及形势、环境的特殊需要,这两处的将军亦被清廷赋予部分节制绿营之权。
  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廷平定天山南北,因其地究属新征服之区,加上距离遥远,地域广袤,军事控制、军事镇压遂占据最突出位置,所以伊犁将军之权特重,所辖包括在新疆各地的参赞、领队、办事、帮办各大臣,掌天山南北路之军政,专任边防之事及统辖“外夷”部落。“凡乌鲁木齐、巴里坤所有满洲、索伦、察哈尔、绿旗官兵,应听将军总统调遣。至回部与伊犁相通,自叶尔羌、喀什噶尔至哈密等处驻扎官兵,亦归将军兼管”。[29]旧时人将清廷在新疆的统治制度称之为“军府制度”,以与内地各省设总督、巡抚之制相对应,正是从清廷在这一地区实行的特殊的军事统治制度中显现出来的。
  成都是全国十余个将军级驻防单位中唯一设在西南的一个,其事权、建置等各方面与内省和北部边疆各驻防都有差异。四川属新辟地区,打箭炉以西均为“改土归流”属地,当地少数民族既不同于内地汉族,也不同于北部边疆那些与满族颇有相同之处的诸蒙古、索伦和锡伯等部落,清廷总结了大小金川事变的教训,认为“皆由历来地方官酿成”[30],并不讳言设置满洲驻防将军的用意就是要监视、弹压当地大小官员。加上这一地区特殊的军事位置和与西藏的关系,所以清廷赋予成都将军的事权,也重于内地驻防将军:“所设之将军,若不委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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