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三年三月，先蚕被敕列于中祀。显庆二年七月许敬宗奏曰：“社稷多于天地，似不贵多……又先农之神，尊于释奠……今请大祀同为十二，中祀同为十，小祀同为八，释奠准中祀。”[24]则知此前社稷已为祭祠中定项，而释奠又被列在中祀中。显庆二年七月十七日，中祀又增补先代帝王一项，显庆二年七月后中祀的排列顺序应为社稷、日月、星辰、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先农、先蚕、释奠等，唐代中祀的规模至此确立。但这时的大祀中少了神州一项。
武后时，大中祀有所增并，如乾封中，恢复了大祀中的神州[25]，垂拱以后，把此前的籍田改为先农。高宗、武后又大兴明堂，因与常规三祀关系不大，此不多论。神龙元年，“改先农为帝社坛，于坛西立帝稷坛”[26]，中祀的先农分为帝社、帝稷两项。但“睿宗太极元年，亲祀先农，躬耕帝籍”[27]，则帝社、帝稷又被合并为先农祀。
开元时的大中小祀诸书多有记载，却不尽相同。《唐六典》卷四祠部郎中员外郎条云：
若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祗、神州、宗庙为大祀；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帝社、先蚕、孔宣父、齐太公、诸太子庙为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众星、山林、川泽、五龙祠等及州县社稷、释奠为小祀。
《大唐开元礼》卷一序例2择日门[28]的记载与《六典》近似，除个别文字外，《六典》较《开元礼》最大的不同是小祀中一作“众星”，一作“灵星”，《开元礼》多了“诸神祠”一项。《六典》开元二十七年撰成，有关祠部部分应抄录祠令、礼部格式及《大唐开元礼》等，除“众星”尚需多论外，其它与《开元礼》的文字不同当视为撰抄时的增改省略。
仁井田陞《唐令拾遗》中，据此恢复了开元七年、开元二十五年祠令。但从开元七年到开元二十五年，唐祭祀制度多有变化。这表现在五个方面。
其一，《唐会要》卷二二龙池坛条略云：
开元二年闰二月诏，令祠龙池……十六年，诏置坛及祠堂，每仲春将祭，则奏之。
似五龙池祭祠的制度在开元十六年之后，开元七年祠令中小祀是否有五龙祠一项，尚待考证。
其二，灵星是贞观礼中名目，永徽祠令中作“诸星”。开元二十年奏上的《大唐开元礼》又使用了灵星这一名词。开元二十四年七月，“敕宜令所司特置寿星坛，恒以千秋节日，修其祠典。又敕寿星坛，宜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着之恒式”[29]。由于增加了寿星等，开元二十四年以后灵星被替为“众星”，故而开元二十七年上奏的《唐六典》改为“众星”，天宝四载七月二十七日敕，提到“众星”[30]，而“天宝三载二月戊寅，升日月五星为大祀，诸星为中祀”[31]，则“诸星”很有可能是开元二十五年祠令所使用的名目。
其三，关于诸太子庙。《通典》卷一O六开元礼纂类序例上神位门云：
隐太子庙、章怀太子庙、懿德太子庙、节愍太子庙、惠庄太子庙、惠文太子庙。（以上六庙……并新加此礼。）
则知贞观、显庆礼无祭太子庙条。六太子中，惠庄太子撝开元十二年薨后册赠，惠文太子范开元十四年册赠[32]，则开元七年祠令中如有诸太子庙一条，也应是四庙而非六庙。开元三年，“右拾遗陈贞节以诸太子庙不合守供祀享，上疏”，要求“其四陵庙等，应须祭祀，并令承后子孙，自修其事”，而群臣计议的结果，则为“隐太子等四庙，请祠如旧”，只是减削了陵庙官署的一半府史[33]。因此，开元七年祠令中应列有诸太子四庙的条文，修《大唐开元礼》时，四庙更发展为六庙。此后，祠太子庙又发生变化。《通典》卷四七皇太子及皇子宗庙条[34]略云：
开元二十二年七月敕：“赠太子顷年官为立庙，并致享祀，虽欲归厚，而情且未安……其诸赠太子有后者，但官置庙，各令子孙自主祭，其署及官悉停。若无后者，宜依旧。”
这样，以诸子孙祭祀教孝为名，撤销了有后的诸太子庙，实际上，即将诸太子庙从国之中祀里销除，因此承袭此制而来的开元二十五年祠令中应无诸太子庙的条款。
其四，关于“诸神祠”。除大中小祀条例的内容外，尚有许多由国家祭祀的神祠，《唐六典》卷一四廪牺令丞条注提到的司人、司禄、司冰皆在大中小祀条目之外，而《通典》卷一O六开元礼纂类序例上神位条“立冬后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禄于国城西北”下注云：“已上四祀，旧不用乐。”可见司人、司禄等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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