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显庆礼中已存在，故而永徽祠令中有“诸神司（司当为祠之误）”一项。据《大唐开元礼》，诸种神祠尚包括司寒、马祖、先牧、马社、马步等[35]，以文省事增为原则的欧阳修在修《新唐书·礼乐志》时，索性将小祀概括为：“司中、司命、司人、司禄、风伯、雨师、灵星、山林、川泽、司寒、马祖、先牧、马社、马步、州县之社稷、释奠。”将“诸神祠”具体化了。因而就完整性起见，祠令中的小祀条款中应包括诸神祠一项。
其五，关于“风伯”。风师改称风伯的具体时间不详，开元十四年六月丁未，以久旱，命六卿分祭山川，诏曰：“动万物者莫先乎风，眷彼灵神，是称师伯。虽有常祀，今更陈祈，宜令光禄卿孟温祭风伯。”[36]则至迟在开元十四年，已改为风伯。其后，天宝四载七月升风伯雨师为中祀敕[37]，五载四月十七日祭雷师诏[38]，与雨师相提并论的是风伯，表明风伯是这期间祭祀的法定称谓。称风伯而不是风师，应是开元二十五年祠令的又一显著特征。
根据以上分析，似可恢复开元二十五年祠令条文了。其中大祀条是可以肯定的，应为“昊天上帝、五方上帝、皇地祗、神州、宗庙等为大祀”，中祀条应包括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帝社（或称先农）、先蚕、孔宣父、齐太公，小祀包括司中、司命、风伯、雨师、众星（诸星）、山林、川泽、五龙祠、州县社稷、释奠及诸神祠，其行文格式应与永徽祠令差不多。
有关唐前期大祀中祀尚有《旧志》、《唐律》和《宋刑统》三处记载。《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略云：
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祗、神州及宗庙为大祀；社稷、日月、星辰、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帝社、先蚕、释奠为中祀；司中、司命、风伯、雨师、诸星、山林、川泽之属为小祀。
凡祭祀之礼，“文宣王、武成王曰释奠”[39]，则上文分析开元二十五年祠令中祀“孔宣父、齐太公”可用释奠代替。除小祀中无五龙祠及州县社稷、释奠、诸神祠外，《旧志》的条款与推测的开元二十五年祠令内容完全相同，故而《旧志》所引当是开元二十五年祠令。州县社稷一段，当是《旧志》编写时略去，而无“五龙祠”一项，似可推测开元二十五年祠令原文并未补充“五龙祠”，比较开元二十五年祠令与《大唐开元礼》，在“五龙祠”上的记载，则不难得出祠令更改更为慎重这一结论。
《唐律》与《旧志》不同。《唐律疏议》卷一名例律十恶条【疏】议曰[40]：
大祀者，依《祠令》：“昊天上帝、五方上帝、皇地祗、神州、宗庙等为大祀。”
同书卷九职制律大祀不预申期及不如法【疏】议曰：
中小祀者，谓社稷、日月、星辰、岳镇、海渎、帝社[41]等为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诸星、山林、川泽之属为小祀。
《唐律》大祀条据《祠令》，中小祀条也应是《祠令》的一部分。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祠令》，并不完全是开元二十五年者。比较《唐律》与永徽祠令，不难看出其中的一致性：“大祀”一条，文字完全相同，“中祀”多出了社稷，将先农改为帝社（而《宋刑统》仍作先农），“小祀”略了州县一段，用风师而不是风伯，仍同于永徽祠令。可以看出，《唐律》所引祠令的主干是永徽令，开元二十五年修订时，将中小祀条据开元二十五年令修改，但增改并不彻底，只增加了社稷一条，而先代帝王、先蚕、释奠等则略而不补了。此外，据开元令，《唐律》又将永徽令中的“先农”改为“帝社”，而抄《唐律》的《宋刑统》却仍作“先农”，此固可解释为唐后期帝社被称作先农[42]，《宋刑统》据唐后期称呼而改，但我更倾向认为《唐律》本来据永徽令作先农，其后才改为帝社，而《宋刑统》所据，正是未改的《唐律》之本。从《唐律》所引祠令一条的删改过程，也可看出《唐律》编纂与修订的具体情况。
明确了《唐律》及《旧志》所引祠令的时间性，对我们判定文书残卷的年代，也具有意义。《旧志》所引为开元二十五年祠令的绝大部分，结合《令集解》所引《开元令》云：“释奠为中祀，州县释奠，亦准小祀例”[43]和永徽祠令，我们可以将《旧志》脱漏的一句补充为：“州县社稷、释奠及诸神祠，亦准小祀例。”
残卷6至10行可填补为[44]：
6.[祀令：昊天上帝、五方]上帝、皇地祗、神州及宗
7.[庙等为大祀；社稷、日]月、星辰、先代帝王、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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