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冬至日，祀昊天上帝于]圆丘，高祖配，牲用苍
11.[犊二，其从祀五方上帝]、日月用方色犊一五
12.[星以下内官五十五座]，中官一百五十九座，外
13.[官一百五座，众星三百六十座，加羊九豕九。]

开元二十五年祀圆丘的祠令比武德初简单得多，但据开元十一年张说与贺知章奏议所云：“按祠令，五星已下内官五十三座，中官一百六十座，外官一百四座，众星三百六十座”[50]，则知文书残卷11行以下所载确为开元祠令。据张说所引祠令，似从开元七年的祠令已与武德祠令大异，此中原因，尚值深思。
　　唐礼最早编纂于贞观时，高宗以贞观礼节文未尽，又令许敬宗等撰新礼，显庆三年奏上，是为显庆礼[51]。贞观、显庆礼的修撰，也促进了祠令的变革，即礼、令分工，祠令简化，祠令一部分内容由礼记载，礼也具有约束制度及行为规范的效力。显庆三年奏上的《显庆礼》，不但在编纂时“增损旧礼”，而且“并与令式参会改定”[52]，正是礼、令新型关系形成的体现[53]。比较武德七年、开元二十五年祠令及《大唐开元礼》条文，不难看出礼令关系及祠令的显著变化。武德七年祠令中的圆丘建置、神位，皆归由《礼》记载，《令》则极为简洁。自贞观、显庆礼出现之后，群臣奏议，礼令并举。如贞观二十一年许敬宗奏，州县释奠，“望准祭社给明衣。修附礼、令”[54]，这里的礼指贞观礼，令指贞观令。龙朔二年，修礼官奏曰：“据祠令及新礼，并用郑玄六天之义”[55]，此处祠令指永徽令，“新礼”指显庆礼。至此，唐礼、令发展进入一新时期，而礼令这种有明确区分又互相补充的关系，也构成了唐代礼制的基本特色。由于唐礼研究者多注重礼律关系，礼令与格式的关系及其对比论者较为薄弱，这应是今后唐礼研究中的一项亟待加强的重要课题。

　　Дх3558文书虽只残存下半部分，对我们推测《格式律令事类》一书的构成，极有意义。
　　《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史部刑法类云：

　　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中书令李林甫、侍中牛仙客、御史中丞王敬从、左武卫冑曹参军崔晃[56]、卫州司户参军直中书陈承信、酸枣尉直刑部俞元杞等删定，开元二十五年上。）

正是开元二十五年删缉律令格式的原班人马，而《格式律令事类》可以说是开元二十五年删改编纂律令格式后的一个副产品。此书性质，史籍只记载了“以类相从，便于省览”八字。俄藏文书残卷成为我们推定此书内容及构成的主要依据。
　　《通志》卷六五《艺文略·史类·刑法总类》条云：

　　唐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李林甫纂，律令格式长行敕，附尚书省二十四司，总为篇目。）

则《格式律令事类》按尚书省二十四曹分篇目。Дх3558文书三部分中，第二、三部分的祠令是属于祠部的，这从《唐六典》卷四祠部郎中员外郎职掌“其差有三”及“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条可找到相同或相近的记载。至于主客式一条，《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祠部郎中员外郎条云：

　　二王后享庙，则给牲牢、祭器，而完其帷幄、几案，主客以四时省问。

这条史料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它肯定了残卷2至4行主客式隶属于《格式律令事类》祠部卷的事实。其二，它提醒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研究《新唐书·百官志》的史料来源。《新志》记载了不少《旧志》、《六典》未载的百官职掌（如祠部郎官条，其与《旧志》、《六典》的不同显而易见），而《格式律令事类》可能是解决这种史料不同来源的突破口。
　　据《唐六典》卷四，祠部郎中员外郎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筮医药、佛道之事”，《格式律令事类》祠部卷的分类应大多与之相同，而《新唐书·百官志》祠部郎中员外郎条的记载也提供了更多的参照内容。据此文书残缺格式可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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