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开元二十五年祠令完全相符，因而可以确定，文书6至10行为开元二十五年祠令原文，而文书内容的年代也可因之进一步定为开元二十五年。
　　除按制度变革增补了社稷、先代帝王、先蚕、释奠，将先农改为帝社，将风师改为风伯外，开元二十五年祠令与永徽祠令行文格式完全相同，体现了唐令删改过程中的承袭性；而《大唐郊祀录》卷一凡例上辩神位条有“皆为大祀”、“并为小祀”句，与《大唐开元礼》同，也展示了礼仪编纂历程中术语的继承性。

三、文书的定性

　　这份文书残卷的性质，定为永徽令或“礼抄录”均有疑问。明确可定为令的部分只是文书的6至10行，而第一部分2至4行，显然不是职员令文。至于称之为“礼抄录”，文书后两部分6至13行可以说是礼，也可以在《大唐开元礼》中寻找出内容相近的句子，但第一部分，二王后享祭在唐礼中并无条款，虽然其属于广义宾礼的内容，但将宾礼置于大中小祀的规定及祀昊天上帝于圆丘前，亦不符合唐礼本身的前后次序，定名为礼抄录似亦不妥。
　　关键是对文书第一部分的理解。《白孔六帖》卷七七二王后祭式下注云[45]：

　　主客式：二王后每年四时享庙，牲牢调度祭服祭器，一切并官给。其帷帐几案有缺，亦官给。主司四时省问。

据此，可以确定文书的第一部分为《主客式》，而文书内容可据《主客式》和开元三年二月敕补充为：

2.[主客式: 二王后每年]四时享庙，牲牢调度
3.[祭服祭器，并官给。其帷帐]几案有阙，亦官给。主客
4.[司四时省问。]

由于第3行所补字数较多，推测文书每行字数将在17至19字之间，与敦煌所出同年删定名例律疏残卷（北图河字17号）[46]每行字数相同或相近。
　　这种集开元二十五年祠令和主客式于一体的文书应名为《格式律令事类》[47]。《旧唐书》卷五O刑法志[48]略云：
（开元）二十二年，户部尚书李林甫又受诏改修格令……又撰《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以类相从，便于省览。二十五年九月奏上，敕于尚书省写五十本，发使散于天下。
　　汇集式令以礼仪祭祀为中心的文书残卷，应是开元二十五年《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的一部分。文书残卷的价值之高，自不待言。
　　文书第一、二部分已确定为式、令，第三部分，也应是祠令。《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略云：

　　武德初，定令：
　　每岁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以景帝配……五方上帝、日月、内官、中官、外官及众星，并皆从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坛之第二等；内五星已下官五十五座，在坛之第三等；二十八宿已下中官一百三十五座，在坛之第四等；外官百十二座，在坛下外壝之内；众星三百六十座，在外壝之外。其牲，上帝及配帝用苍犊二，五方帝及日月用方色犊各一，内官已下加羊豕各九。
　　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亦以景帝配……每祀则地祇及配帝设位于坛上，神州及五岳、四镇、四渎、四海、五方、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并皆从祀。神州在坛之第二等。五岳已下三十七座，在坛下外壝之内。丘陵等三十座，在壝外。其牲，地祇及配帝用犊二，神州用黝犊一，岳镇已下加羊豕各五。

《旧志》此段，当为武德七年祠令原文。《通典》卷四三礼典沿革门郊天下条记载了“武德初定令：每岁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圆丘”的条文，但有删改，当是经过杜佑重新编排后的武德七年令。《大唐郊祀录》卷一凡例上牲牢门“若冬至祀圆丘，加羊九豕九，夏至祀方丘，加羊五豕五”下注云：

皇朝武德初定令，祀于官内□□以下加羊豕各九，夏至祭地祗，岳镇以下加羊豕各五。

疑《郊祀录》所引当为“祀于圆丘，内官以下加羊豕各九”，此二句为《旧志》所载武德祠令冬至与夏至祭祀条末的最后两句，“夏至”以下，《通典》无载，这更证明了我们得出的《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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