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王雷保主编：《公务员职位分类教程》，第201-202页。

[18]杨百揆等：《西方文官系统》，第111页。

[19]许南雄：《人事行政学》，第138页。

[20] W.E.Mosher 和J.D.Kingsley 指出，英国文官等级制的基础是以通识考试为基础的个人资格，因而与美国有异。见其：Public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36, pp.411-413.

[21]李广训：《各国人事制度》，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3年第3版，第5页。

[22]管欧：《现代行政学》，台湾永大书局1978年版，第168页。“简荐委制之优点”：“一、足以表示国家之名器。国家设官分职，乃为名器之授予，‘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特、简、荐、委的品位，即系国家对于公务人员名器尺度的表征，而使国人珍视”；“二、尊重各人已有之资历。简荐委制乃是以‘人’为制度运用的轴心，就各人所具有之法定资格、经历累积而成的身份，以定其品位的高低。”

[23]王雷保主编：《公务员职位分类教程》，第5篇“美、英、日和台湾地区公务员分类制度”；第6篇“我国职位分类制度的基本构造”。

[24]参看许南雄：《人事行政学》，第152页。“美国公私机关所以能推行职位分类，因其行政观念与职位分类之体制极其吻合，所谓行政观念，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员工对行政职位产生之价值意识。根据雷格斯( F.W.Riggs )等学者之说法，美国工业社会所形成之行政观念是成就主义(achievement)、平等观念(universalism)及专业原则(specifity)”，“其他国家若以品位体制之观念而行职位分类，自不免窒碍难行。”

[25]王有仁：《各国人事制度汇编》，台湾高点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2页。

[26]参看宋世明：《美国行政改革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章第3节“案例研究：文官制度改革的脉络”。“体现功绩价值的僵化的职位分类及资格要求、集权化的评估体制，在实践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能力和功绩已退居次席，从而使形式代替了本质，手段代替了目的”(190页)；“职位分类的最大弊端是：政府的人力资本不能在政府之间自由流动，从而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相应地，美国近年的有关改革便包括淡化职位分类、加宽工资级别的措施，“1978年增设的高级文官系列(SES，约8000人)的目的在于，超越职位分类的障碍，造就通才、增加灵活性”(197页)。

[27]参看拙作《西魏北周军号散官双授制度述论》，《学人》第13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周齐军阶散官制度异同论》，《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28]艾森斯塔得：《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0页以下。

[2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14页。“政府成员和国家官吏……之所以不致占居贵族的独特地位，它的教养和才干之所以不致变成任性和统治的手段，是有赖于主权自上而下和同业公会根据自己的权利自下而上所做的种种设施。”

[30] Harold J. Laski: “Bureaucracy”,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30, Vol.Ⅱ, pp.70-71.

[31]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篇《官僚贵族化与门阀》。

[32]例如，若将上述“职位分等”、“品位分等”与“服务取向”、“自利取向”的对应模式用于现代社会，显然就不合适了。在实行“职位分类”的现代国家里，其官僚的廉洁和高效来自民主和法制的制约，而并不依赖强硬的君权。

[33]或说唐代武散阶为45阶，这种计算是把冠有“怀化”、“归德”字样的名号也算在内的，而它们是专门授给少数族首领的。不计这些名号则为29阶。

[34]参看《新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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