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二《俸禄》。《日知录集释》，上册第549、552页。

[115]《明会要》卷四三《职官十五》，中华书局1956年版，下册第798-799页。

[116]赵翼：《陔余丛考》卷二七《致仕官给俸》，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5-456页。

[117]《明会典》卷六《荫叙》，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2页。

[118]参看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五《期功丧去官》。《日知录集释》，上册第702页以下。

[119]参看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五《奔丧守制》，《日知录集释》，上册第708页以下。又张德信：《明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页，“品官丧礼”。当然，许多官僚心底并不乐意舍弃禄位离职守丧。不过官僚个人是否选择奔丧是一回事，帝国法律是否给予服丧权利则是另一回事。

[120]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五《武官丁忧》，《日知录集释》，上册第712页以下。

[121]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卷九，第26页。

[122]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214页。

[123]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卷九，第73-74页。

[124]参看关文发：《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章“明代官吏的法律责任制度”。

[125]参看杨一凡：《明初重典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论明初的重典治吏》，《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

[126]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0页。

[127]《明史》卷二二六《海瑞传》万历十三年(1585年)：海瑞上疏，“因举太祖法剥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贯论绞，谓今当用此惩贪。”

[128]《明史》卷二八一《循吏传序》。

[129]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三《明初吏治》，《廿二史札记校证》，下册第760页。

[130]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祖行事多仿汉高》，《廿二史札记校证》，下册第737页。

[131]参看丁易：《明代特务政治》，第5章“杀人如草不闻声”第2节“血肉横飞尸虫满狱”，第353页以下。

[132]参看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引言”第3页。按，这种“以天下为己任”与“自利取向”并不矛盾。前者是就道德风貌而言的，后者则是指官僚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权势扩张，涉及了官僚较大的特权、贵族化程度和相对于专制君主的自主性。在特定情况下，这种扩张也能激发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气象。反过来说，在“服务取向”之下，官僚个人同样要牟取私利的。

[133] 2000年4月7日，我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就本书内容发表学术报告。报告之后，张帆先生随即就唐宋到明清散阶制的变质问题，向我提示了一些重要看法，并把他的意见写成了约五千字的论述垂赐本人。张先生认为，对于唐宋到明清间的这个重要变动，金、元二朝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金、元两代的政治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金、元的官僚制虽以唐宋为蓝本，但因其是北方少数族王朝，只能做到轮廓大致仿佛而已，实际的复杂精密程度较唐宋远为逊色。金、元虽然设立了42阶散官，但徒具形式而有名无实，以往繁密的资格、阶级制度大大化简了，并倾向于向职位提供待遇。第二、金、元王朝带有明显的北方民族“家产制国家”特征，由父家长权力发展而来的皇权很少受到约束，唐宋以来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传统大大削弱了，官僚自我扩张和“自利”的趋向受到了明显抑制；专制者至高无上，奴视臣下，前代优礼臣下之举多成具文。值此之时，用来优遇官僚阶级的散官制度受到漠视、趋于贬值，是顺理成章的。张先生的意见使本书有关论述大为深化。期待他的文章早日刊出，以飨读者。此外，楼劲、刘光华也曾推测：明代散阶制“出现这样的格局，大概与元代的做法有关。”《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第537页。就此而论，杨树藩认为辽金元位阶制度上承唐宋，也不够全面，失于简单化了。

[134]参看瞿同祖：《中国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