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清初在京汉官一度每年俸米十二石而已。大约到了雍正三年(1725年)，才落实了俸银“不论满汉，一律照品支给”原则。在外的文官另外享有柴薪银、蔬菜烛炭银、心红纸张银、案衣什物银、修宅什物银等等，它们不仅超过了正俸许多，并且不是按官品，而是针对具体职位一一规定的。雍正初年又实行“耗羡归公”、向官员支发“养廉银”，其数额往往超过正俸几十倍。山西巡抚诺岷的养廉银高达31700两，为原俸的204.5倍，而河南巡抚田文镜亦达28900两，为原俸的186.5倍。正俸遂微不足道了。养廉银也是按职位一一而定的，例如同为总督，高者有22000两，低者或只13000两；同为七品知县，养廉银有400两至2000两之别。

[95]薛端录：《清代养廉银制度简论》，《清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8-149页。

[96]郭松义等：《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10卷(清代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71页。

[97]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51页。从本书视角看，这种“合理成分”的意义就更加明晰了，它体现的是一种“俸禄从属于职位”的精神，从而淡化了“品位分等”的比重。

[98]曾小华：《中国政治制度史论简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页。

[99]葛承雍：《中国古代等级社会》，第192页。

[100]楼劲、刘光华：《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第537页。

[101]例如徐道邻先生说：“中国政治制度中的君主专制，到了明朝，才真正恶化。……到了明朝的皇帝，才真正能‘为所欲为’、‘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明太祖与中国专制政治》，《中国法制史论集》，台湾志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338页。

[102]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77年版，第76页。

[103]钱穆：《国史大纲》，下册第668-669页。“鞭笞捶楚，成为朝廷士大夫寻常之辱。终明之世，廷杖史不绝书。其残酷无理，殆为有史以来所未见。”又第701页：“明室政治之支撑点，上面靠有英明能独裁的君主，下面靠有比较清廉肯负责的官僚。”

[104]野史稗乘中关于明太祖文字狱的那些记载，是在弘治、万历朝才大量出现的，有很多难以视为信史，但它们仍然反映了“国初”的政治气氛和后人的追忆。参看陈学霖：《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明史研究论丛》第5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05]《稗史汇编》卷七四《国宪门·刑法类·皮场庙》，转引自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下册第757页。赵翼《廿二史札记》原称出自《草木子》。这条材料中有朱元璋在府州县立“皮场庙”、对贪官“剥皮实草”的著名记载，近来有学者辨其说之非。参看王世华：《朱元璋惩贪“剥皮实草”质疑》，《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稗史汇编》刊行于万历朝，这个记载的出现可能与关于“国初”文字狱的传说相似。

[106]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卷九，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73页。

[107]参看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八《职官受杖》，《日知录集释》，下册第1248页以下。顾氏谓唐制“优于南北朝多矣”，然而亦如顾氏所引，南朝官吏行杖大抵有名无实，所谓“上捎云根，下拂地足”。这都与明代不同。

[108]可参看陈登原：《国史旧闻》卷四九《廷杖》，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分册第273页。

[109]丁易：《明代特务政治》，中外出版社1950年初版，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

[110]陈高华：《从〈大诰〉看明初的专制政治》，《中国史研究》1081年第1期。

[111]张显清：《〈大明律〉的形成及其反映的时代特点》，《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

[112]参看黄惠贤、陈锋等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第388、493、504页。

[113]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官俸最薄》，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下册第750页。又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四一《职官考·禄秩》：“明代禄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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