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卷一三三《李愬传》记李愬率军攻入蔡州的第二天，宰相裴度至蔡州，李“愬具櫜鞬候（裴）度马首，度将避之”[1]。这“櫜鞬”是一种什么装束？裴度为什么不敢当这一装束？换句话说，它反映了怎样的一种服饰又反映了怎样的一种礼节呢？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櫜鞬”本是盛弓箭的容器。《左传》僖二三年记“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鞬，以与君周旋”。注云：“櫜以受箭，鞬以受弓”[2]。这就是说，櫜是盛箭之器、鞬是盛弓之器。 因此前引所谓李愬“具櫜鞬”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佩带弓箭。但是，李愬当然不会只佩带弓箭，相应地他还会有其他装束，这里的“櫜鞬”不过是用作一种服饰的代表罢了。换句话说，“櫜鞬”作为盛弓箭器虽然早已存在，但它在唐代却又是一种特殊服饰的代称，我们可以称这种特殊服饰为“櫜鞬服”。

　　现在的问题是，“櫜鞬服”除佩带弓箭外，其他还有什么装束？它是何时形成为一种固定服饰的？唐以前的情况我们不很清楚，但似乎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櫜鞬服”已经有形成固定服饰的迹象了。据说《开元礼》中曾有这样的规定：“金吾左右将军随仗入奏平安，合具戎服，被辟邪绣文袍，绛帕櫜鞬”[3]。从中可知， 第一，这种佩带櫜鞬的服饰是一种“戎服”，即军人穿的服饰。第二，这种服饰是穿袍佩弓箭戴“绛帕”的。这其中的“袍”上绣有避邪文，是将军服的特色，姑且不论，要注意的是其中的“绛帕”。按“帕”是头巾，一般扎在额头上，在唐代又叫“抹额”， “绛”则是红色，因此“绛帕”实际就是红抹额。《新唐书》卷一○八《娄师德传》说唐高宗时“募猛士讨吐蕃，（娄师德）乃自奋，戴红抹额来应诏”[4]。娄师德当时在洮河，这“戴红抹额”应是西北当地的服饰。后来还是在西北，“戴红抹额”与“穿袴奴（这恐怕也是西北地区的服饰）”、“佩器械（包括櫜鞬与刀）”相结合，逐渐形成为下级军官晋见上级军官的固定的戎服。开元末，四镇都知兵马使高仙芝去见节度使夫蒙灵詧，其装束就是“去（具？）奴袜带刀见”[5]。 这其中的“奴”即“袴奴”，“袜”当为“抹”即“抹额”。随着西北军的东进，这种形成于西北的戎服就普及到了内地，到唐后期形成为节度使等晋见上级特别是晋见宰相的一种重要戎服或礼服，其中最具标志性的装束是头戴“抹额”。

　　将这一戎服描述最清楚的是韩愈。他在《送幽州李端公序》中说李藩作为德宗告哀使前往幽州，幽州节度使刘济“红帓首，靴袴，握刀左，右杂佩，弓韔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6]。刘济的这身装束，是典型的戎服即櫜鞬服。请看，他头戴红抹额，下身穿袴奴，脚登靴。左手握刀，右边佩櫜（即插矢之房）鞬（即韔弓之服）。由于这套櫜鞬服是下级晋见上级、特别是节度使晋见宰相的礼服，所以李藩不敢当此重礼，“礼辞曰：公，天子之宰，礼不可如是”。等到使府后，刘济依然身着櫜鞬服，李藩“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将服承命”。刘济当时是检校司徒，位属三公，可见櫜鞬服只是节度使的礼服，而不是三公的礼服。从中我们还可知道，这身戎服又可以称为“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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