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度使以櫜鞬服这一戎服见朝廷使臣，具有将自己的身份降低为武将，从而敬重朝廷的意义。节度使以櫜鞬服见宰相，也具有这种意义。前述李愬以櫜鞬服见裴度，“度将避之，愬曰：此方不识上下等威之分久矣，请公因以示之”。于是裴“度以宰相礼受愬迎谒，众皆耸观”。这件事在《旧唐书》卷一七○《裴度传》中又记作：“李愬具櫜鞬以军礼迎度，拜之路左”[7]。这就是说，节度使服“櫜鞬”这一戎服，从节度使方面来说，属于“军礼”范畴，而在宰相方面则属于“宰相礼”。穿上“櫜鞬”戎服，就意味着对宰相的尊敬。《旧唐书》卷一六五《柳公绰传》记他为山南东道节度使，“牛僧孺罢相镇江夏，公绰具戎容，于邮舍候之。军吏自以汉上地高于鄂，礼太过。公绰曰：‘奇章才离台席，方镇重宰相，是尊朝廷也。’竟以戎容见”[8]。柳公绰所具的“戎容”应该也是节度使的军礼服“櫜鞬服”。《资治通鉴》即将此事记作：“牛僧孺过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柳公绰服櫜鞬候于馆舍”[9]。连见下台的宰相都用此军礼，可见柳公绰敬朝廷的一番苦心了。
就这样，源于西北可能还有胡族因素的这一戎服，到唐后期演变成了堂堂正正的中原礼仪，成了藩帅尊宰相进而尊朝廷的军礼用服。这是胡化服饰随军人随战争发展成为军事礼仪的一个显例。甚至后来，这一“军礼”更发展成为节度使得官后向尚书省辞谢时的“国礼”。这样一来，它就要受到一些人的反对了。唐文宗大和九年（公元８３５年），令狐楚上奏说：“诸道新授方镇节度使等，具帑抹，带器仗，就尚书省参辞。伏以军国异容，古今定制，若不由旧，斯为改常。未闻省阁之门，忽内弓刀之器……伏乞速令停罢，如须参谢，即具公服”[10]。这里的“帑”实即袴奴，“抹”即抹额，从“弓刀之器”看，“器仗”就是刀和櫜鞬。因此，令狐楚所说节度使所穿服饰，与开元时高仙芝所穿者，以及元和时刘济所穿者都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所谓的“櫜鞬服”即戎服。从“军国异容”可知，“櫜鞬服”属“军”服“军”礼，不应该与“国”服“国”礼混同。
令狐楚的建议被文宗接受了。从此，节度使在朝廷机构内不再穿櫜鞬服。但是我们看到，在各藩镇，由于节度使所具有的军事长官性质，櫜鞬服依然是节度使晋见上司的礼服。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８４３年），李回“奉使河朔，魏博何弘敬、镇冀王元奎皆具櫜鞬郊迎”[11]。不论实际情况如何，以櫜鞬服郊迎天子使臣，总算是在形式上表示了对朝廷的尊重。这与刘济尊使臣进而尊朝廷、以及李愬尊宰相进而尊朝廷、柳公绰尊下台宰相进而尊朝廷都是一样的。总之，我们说，櫜鞬服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作为节度使的军礼服，用来拜见宰相或天子使臣，以表示对他们进而表示对朝廷的尊敬。
但是櫜鞬服又不仅仅是节度使见宰相和使臣的礼服。前面说过，下级武官见上级，比如兵马使见节度使，也穿櫜鞬服。此外从史籍中我们看到，小府节度使见大府节度使，甚至刺史见观察使，都应该以此戎服见，否则就是不礼貌。例如岭南有五府，其中岭南节度使是大府，其他邕管、容管、桂管、镇南四府是小府。“大府帅或道过其府（指经过四小府－－笔者注），府帅必戎服，左握刀，右属弓矢，帕首袴靴迎郊”[12]。这里的“帕首”即抹额，“右属弓矢”即右边佩带櫜鞬， 因此四小府帅所着“戎服”与前述刘济所穿“将服”是一样的，都是櫜鞬服。小府节度使身穿櫜鞬服，就表示了对大府节度使的尊敬，这恐怕也是礼仪制度规定了的服饰。
此外最可注意的是刺史见观察使也要穿此戎服。唐德宗时，齐映为江西观察使，“过吉州，（吉州刺史令狐）峘自以前辈，怀怏怏，不以刺史礼见。入谒，从容步进，不袜首属戎器。映以为憾”[13]。这里的“袜首”是抹额，“属戎器”指佩带刀和弓矢，因此令狐峘应该穿的也是櫜鞬服。但是令狐峘没有穿这一戎服，于是得罪了齐映。关于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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