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河中对於朱全忠的价值，还并非仅在於它联结河南北与关中“长蛇之腰“的地理形势。朱全忠因汴、洛之地的占有，早已掌握了东部漕运之枢纽，而河中的取得复使之得到北方最大的盐池宝地，战时最可靠的赋税源泉。《旧唐书》卷二十上《昭宗记》：

    （天复元年）三月癸未朔，全忠引军归汴，奏：“河中节度使岁贡课盐三千车，臣今代领池场，请加二千车，岁贡五千车。候五池完葺，则依平时供课额。”从之。

    （五月）壬寅，制以朱全忠兼河中尹、河中节度、晋绛慈隰观察处置、安邑解县两池榷盐制置等使。

　　根据同纪，天复元年二月朱全忠方至河中移王珂兄弟，三月即全面接管了盐池，并加以“完葺”，说明盐池於他绝非等闲。而唐朝廷命他为“安邑、解县两池榷盐制置等使”，在榷盐上特加“制置”二字，以重其职，也足见两池在朱全忠取得河中之际已完全为其掌握的重要意义。因此可以说，在取得河中与两池后，朱全忠的进军关中，取代唐室，已是指日可待。

3、朱友谦与梁、唐政权

　　证明两池於军阀争夺政权之意义，并不仅在唐末，或者还可以梁河中节度使朱友谦的叛降归附事来说明。

　　昭宗光化二年（899），王重荣子、陕州（保义军）节度使王珙被麾下所杀。都将李  为留后。《资治通鉴》卷二六一记其年十一月“陕州都将朱简杀李璠，自称留后，附朱全忠，仍请更名友谦，预於子侄。”

　　取而代之的是朱简。故梁祖表简为陕州留后，因与同姓，“乃名之为友谦，编入属籍，待遇同於己子。”陕虢与河中为邻，唯蒲陕连衡才能制约关中。陕州的重要对朱全忠可想而知。更何况王珙部下本即河中之一部，对朱氏瓦解河中不无意义，故梁祖厚待友谦。朱梁建号，“移授河中节度使，检校太尉，累拜中书令，封冀王。”友谦可称自河中起家，与王氏家族及河中军有一定渊源。杀李璠说明在军中有一定号召力，故朱全忠依靠其稳定河中，也是藩镇争霸形势下的一种政治选择。

　　但朱友珪杀梁祖自立，引起诸将不满，致友谦背梁降晋（唐）。史载告哀使至河中，友谦深以为耻。“友珪加友谦侍中、中书令，以诏书自辨，且征之。”[14]友谦不奉命，并“乞师於庄宗，庄宗亲总军赴援，与汴军遇於平阳，大破之，因与友谦会於猗氏。友谦盛陈感慨，愿效盟约，庄宗欢甚。”[15]说明其彼时已与唐军联合。但是梁末帝即位后，“以恩礼结其心，友谦亦逊辞称藩，行其正朔。”[16]贞明六年（916）朱友谦将兵袭取同州，以其子令德为忠武留后，请节钺於梁不获，遂反求於晋王（即庄宗），晋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节度”。梁使刘鄩、尹皓攻同州，朱友谦再度求救於晋（唐）。“秋，七月，晋王遣李存审、李嗣昭、李建及、慈州刺史李存质将兵救之。”李存审等至河中，即日便济河，以精甲混杂河中兵直压鄩垒，使刘鄩“大惊，自是不敢轻出”。而面对梁军进逼《通鉴》复记曰：

    河中事梁久，将士皆持两端。诸军大集，刍粟踊贵，友谦诸子说友谦且归款於梁，以退其师。友谦曰：“昔晋王亲赴吾急，秉烛夜战，方今与梁相拒，又命将星行，分我资粮，岂可负邪！”[17]

友谦的决意降晋，不但使梁军大败，且打破了梁、晋之间相持已久的局面，给晋军以可乘之机，使之由劣转优，与朱梁的战争节节取胜，并最终灭梁建[后]唐。而在后唐庄宗建国称帝的过程中，看来也得到朱友谦的全力支持。

　　《旧五代史》卷二九《庄宗纪》记天祐十七年（即梁贞明六年，916）三月，河中节度使朱友谦及昭义节度使李嗣昭等“各遣使劝进，帝报书不允。自是，诸镇凡三上章劝进，各献货币数十万，以助即位之费。”《资治通鉴》卷二七一龙德元年（921）秋七月也载称：

    晋王既许藩镇之请，求唐旧臣，欲以备百官。朱友谦遣前礼部尚书苏循诣行台，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廨即拜，谓之拜殿。见王呼万岁舞蹈，泣而称臣。翌日，又献大笔三十枚，谓之“画日笔”。王大喜，即日命循以本官为河东节度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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