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友谦的表忠心及苏循被命为河东节度副使，意味着河中、河东两镇又恢复了昔日的联盟。这对於后唐建国无疑有着决定的作用。故后唐灭梁，也给朱友谦以极高的礼遇。

　　《旧五代史》卷三○《庄宗纪》记同光二年十一月“癸卯，河中节度使、西平王朱友谦来朝，乙巳，赐友谦姓，改名继麟，帝以皇子继笈兄事之。”同书卷六三友谦本传亦曰：

    庄宗置宴飨劳，宠锡无算，亲酌觞属友谦，曰：“成吾大业者，公之力也。”

由庄宗一语，足知友谦的去从直接关乎朱梁后唐的成败兴复。朱友谦归梁并为梁祖镇守河中，曾助其败晋灭唐的兴国霸业，而庄宗却因朱友谦的降附，终得取梁而代，此可谓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就这一点来说，朱友谦的姓朱姓李实为政权易主的根结。故庄宗将功劳归之友谦，并给以极高评价和赏赐，则友谦在其中的作用似乎也有些类似楚汉之争中的韩信。但与韩信不同的是，他所凭借的并非是军事指挥才能，也不仅仅是占据有利位置的地形冲要，而是足以建设军事实体和动摇王朝基础的盐池。

　　朱全忠建国后，并没有改变由节度使管理盐池的藩镇经营体制。《旧五代史》卷十《末帝纪下》记贞元六年四月“乙酉，以河中护国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制置度支解县池场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保、兼中书令、冀王友谦兼同州节度使，余如故。”其中“制置度支解县池场等使”乃是唐朝封朱全忠的旧使名（唯加“度支”二字不同，表明恢复隶属中央的名义），说明朱友谦的职务不是自梁末帝始，而是早在梁太祖命其任河中节度使之初就有。“制置”应是藩镇体制下具有“中央特派”意义的使名。后梁之际，中央财政体系并不完备，所谓“伪梁不知故事，将四镇节制征输，置宫使名目管系”[18]，即中央虽设建昌宫使、国计使等，但租赋征输仍由四镇。作为四镇之一的朱友谦任“制置”盐池使，便是这一体制的结果。朱友谦以此供给朱梁中央政府，但也以此形成盘结根固的地方势力。朱友谦的实力，恐怕也是后唐政府不得不继朱梁之后，对之加以笼络的原因。而朱友谦——李继麟也在后唐之初继续兼任两池榷盐使。

　　《册府元龟》卷四九四记同光三（按“三”当作“二”，924）年二月敕曰：

    会计之重，鹹鹺是先，矧彼两池，实有丰利，顷自兵戈扰攘，民庶流离，既场务以隳残，致课程之亏失。重兹葺理，须杖规模。将立事以成功，姑从长而就便。宜令李继麟兼兖州刺史[19]、度支安邑解县两池榷盐使，便可制置，一一条贯，所有令制官吏等亦委自使差遣。

“将立事以成功，姑从长而就便”，似乎是指整顿盐池要借重李继麟已行之旧制。而“所有令制官吏等亦委自使差遣”，显然也是给了他自专的权力，但这样做并非没有条件。

　　《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庄宗同光二年二月：

    河中节度使李继麟请榷安邑、解县盐，每季输省课。已卯，以继麟充制置两池榷盐使。

“每季输省课”即胡三省注谓“每三月一输盐课於省也”。颇疑此最初为王重荣所定制，而为朱梁所继。朱友谦降唐后，乃以此为保证求得继任榷盐使的职务。但后唐对朱友谦委任似只是权宜之计。《旧五代史》卷三一《庄宗纪五》，记同光二年三月己未，以大理卿张绍珪充制置安邑、解县两池榷盐使，同光四年二月乙巳，朝廷又命右武卫上将军李肃为安邑、解县两池榷盐使，说明河中两池榷盐使已由中央派官担任。

　　李继麟不再兼榷盐使后，其实力显已不足与后唐朝廷相抗。《旧五代史》本传记李继麟同光四年四（正？）月入觐被族诛，其死因是不满朝中宦官伶官赂遗之求，故被谮与郭崇韬通谋（时郭已在蜀被李继岌所杀）。其后，旧将史武等七人也被族诛。《资治通鉴》卷二七四记郭、李死后郭部将李绍琛言：“国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谋而吾之战功也。至於去逆效顺，举国家犄角以破梁，则朱公也。”与后唐之河东能成犄角之势的是朱友谦。友谦败，故使得明宗李嗣源可以很容易地借庄宗朝内乱之机取而代之。以后明宗朝廷虽仍以皇子重臣驻镇河中，但河中节度使借助盐池之利称霸一方的局面已不再成立。

　　应当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后唐以中央官任榷盐使的情况至少持至明宗朝。《旧五代史》卷九三《李专美传》称专美“后唐天成中，安邑榷盐使李肃辟为推官，时唐末帝镇河中，见其敦雅，心重之。”同书卷四《二明宗纪八》长兴二年（931）闰五月乙酉条有“以右领军上将军李肃为左金吾大将军”的记载。李肃无其它重职，记其升迁似也与任榷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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