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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政治与道德——国际关系伦理思考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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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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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现实主义坚持政治领域的独立性，它依据“以权力为利益”的原则来思考，一如经济学家按照“以财富为利益”的原则思考；法学家从行动符合法律来思考；道德学家则从行动符合道德原则来思考。政治现实主义并非不知道，除了政治标准还有其他思想标准。但作为政治现实主义者，他不能不将其他标准从属于政治标准。
政治相对于道德无疑具有某种独立性。政治、尤其是“流血的政治”（战争）是行动的领域，常常需要做出迅速的决策，而且选择的可能性常常是很有限的，常常只能在两害之间取其轻，比方说牺牲较少人的利益以换取较多人的利益；甚或必须在两种义务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比如说有时为了履行挽救许多人的生命的义务而不得不有违政治诚实或公开性的义务。而最重要的是，政治总是涉及制度、涉及群体、涉及大多数人的，而道德则可能只是个人的道德。所以，在制度的伦理与个人的道德之间有一些根本的区别，个人可以牺牲自己、舍己为人、可以无限忍让、无限割舍自己的利益；而代表群体的政治家则不能这样做，他不能牺牲自己的群体去满足其他的群体，他甚至根本就无权利代替别人做这样的选择。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传统社会中，个人或精英伦理尚可与社会或大众伦理结合在一起并引领后者，而在现代平等多元的社会中，人们不能不寻找那些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道德原则，以之作为平等的道德底线和基本的共识。有关群体道德与个人道德之分，尼布尔在其《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中有详尽的叙述，他得出了“群体实际总是比个人更自私”的结论。但我们在道德上与其强调这一点，不如强调对群体或制度的道德要求是与对个人、尤其是对自我的道德要求不一样的。个人或自愿结合的小群体的伦理可以是高蹈伦理，群体伦理则不能不是一种低限伦理。个人可以向至高的道德境界做无限的飞升，而群体则只须脚踏实地保证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但是，这并非说对群体或制度或作为其代表的政治家的道德要求不重要，甚至可以一笔勾销。恰恰相反，由于政治是涉及大多数人的根本和持久利益的，甚至是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基本生存的，所以，群体或制度的伦理相对于个人道德来说总是处于一个更基本和更优先的地位。
而在不同规模和性质的群体中，显然，国家又是其中最坚固的和对个人生活最重要的。而如果说在一个国家内部，其制度伦理虽然相对于个人道德来说已是低限，在一个国家的外部关系上，则似乎更是难于坚持道德。康德有言：“人性表现得最不值得受尊敬的地方，莫过于在整个民族之间的关系这方面了。”① 所以，对国际关系的伦理似不宜做过高的理解，可能正是因此，以致当人们说到它的时候，它显得有些不像道德，甚至人们不知道是在说它。
这也正是上述阿隆和摩根索的论述留给我们的印象。虽然他们看来好像是说国际政治与道德无关，但实际上当他们说到“责任”，说到要“顾及后果”，已经是在讲道德了。阿隆还直接谈到过政治抉择并不是不管伦理道德，人们选择自由民主而非极权主义，不仅仅是因为效率，还有个人自由、分配公平，也许高于一切的是，一个制度将会造就怎样的人。他在《马克斯·韦伯与权力政治》一文中批评了“权力政治”（Machtpolitik ）。阿隆说韦伯“责任伦理”的定义不是对权力的崇拜和对道德价值的冷漠，而是接受事实、服从行动的要求和在危急关头是首先拯救城邦，然后才是拯救自己的灵魂。韦伯虽然有民族主义的倾向，但他从没有在欧洲冲突中丧失节制和得体的意识，从未加入两边的狂妄宣传。② 1946 年阿隆重访德国，面对盟军在战时“火海轰炸”的后果，说“这是违反战争规则的”。
摩根索也说，政治现实主义深知政治行动的道德意义。他只是坚持认为：普遍道德原则不能以其抽象的普遍公式应用于各国的行动，而是应当渗透到具体时间地点的情况中。个人可以说“即使世界灭亡，正义必须伸张”，而国家却没有权利以它保护下的人的名义说这番话。他倾向于认为，谨慎明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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