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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19世纪上半期围绕“东方问题”所产生的大国关系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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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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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夺取君士坦丁堡一直是历代沙皇的梦想，除了情结和地缘政治的因素外（这两点在以往的国际关系史著作中已有充分论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以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自居，妄想着恢复古罗马帝国的光荣。俄罗斯的第一位民族统治者，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1462－1505年）于1472年同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非娅结婚。在索非娅影响下，伊凡三世采用了拜占庭宫廷的礼仪，选择了拜占庭的双头鹰作为他的徽章。伊凡四世更以拜占庭帝国的后裔自居，在拜占庭帝国灭亡（1453年）的百年之后自称沙皇（“沙皇Czar,Tsar”源于罗马帝国的皇帝称号“恺撒Caesar，Kaisar”）。两者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可以对沙俄帝国南下战略的意图一览无余。由于以上诸原因，俄国在东方问题上注定是一个改变现状派,而在1806——1856这五十年间，俄国就发动了三次大的对土战争，并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大片土地和大量特权。
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上抱有与俄国同样的野心。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奥地利给自己蒙上了一层“调停者”的面纱，给人造成一种持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的印象。在危机时刻，奥地利总是呼唤国际调停和倡议召开国际会议，乐于充当热情洋溢的会议主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奥地利还奉行追随俄国的政策，甘当俄国的“小弟弟”。在俄国人吃肉时，奥地利人也能喝上汤，双方利益均沾，各得其宜。1833年，俄奥签订了《明星格利兹协定》，协调了双方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俄奥达成一致意见：将来土耳其“发生变动”时，双方采取共同态度。但奥地利的心思其实是相当复杂的，它一方面力图瓜分土耳其，并且在中欧事务上与俄国结盟，但它境内有大量斯拉夫人，因此对于俄国势力在巴尔干的任何加强都是反对的，它不可能容许俄国在自己南翼的步步进逼。俄奥合作的局面也仅仅维持了二十年，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标志着俄奥双边关系的根本逆转。在多瑙河两公国问题上，奥地利不仅和俄国唱起了反调，而且作出了让俄国人大动肝火的选择。在土耳其的默许下，奥地利“暂时 ”占领了多瑙河两公国，以填补俄国人被赶出后的真空局面。通过1856年3月30日的《巴黎和约》，奥地利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巩固了它的既得利益，行使保护多瑙河两公国的权利；俄国人伤筋动骨、大动干戈，到头来不仅一无所获，还被迫吐出了许多以前获得的赃物，更为恼火的是，向它捅刀子的竟然是自己的“小弟弟”奥地利，这叫它如何甘心？俄奥因此交恶，埋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种子。俄奥激烈争夺、牵扯众多大国利益的巴尔干地区也成为此后一百多年间欧洲的“火药桶”。
与俄奥力图改变现状、瓜分土耳其不同， 英国在东方问题上是坚定的维持现状者，早在1791年，当时的首相小皮特就在议会辩论中指出：“俄国的扩张和土耳其的衰落，关系到我们的商业和政治利益”，而“维持奥斯曼帝国完整完全符合英国利益” 。与俄奥抱有领土扩张野心不同，英国在东方问题上的主要利益是商业利益。而商业利益的维持和拓展得益于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和平。1838年，英土之间签订了一个有利于英国商人在土耳其的所有属地（埃及除外）获得商机的贸易条约。巨大的既得利益和潜在的获益前景既坚定了英国维持这一地区的安宁和土耳其的政治独立的决心，也加强了它防范任何改变现状的企图对英国的经济利益可能构成的威胁的警觉。19世纪上半期，英国已成为世界头号海军强国，拥有一支所向披靡的强大舰队。它在世界上占有广袤的海外殖民地，成为握有世界霸权的“日不落帝国”。当时，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开通，东方航线是英国通往它的亚洲殖民地印度的交通生命线。英国清楚：唯有维持住土耳其的政治独立，确保君士坦丁堡不落入俄国人手中，东方航线的安全才有保证。在外交上，英国有“势力均衡”或“均势”的传统。英国是一个海洋国家，无力与陆地强国在欧洲大陆上直接展开争夺。因此采取了不断变换支持或反对一国或数国的的策略以大致维持主要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以防出现一个在力量上对所有其它欧洲国家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国家联盟，或形成一个将英国孤悬海外、阻止英国进入大陆的欧洲帝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和奥地利帝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中，英国支持奥地利以对抗法西等国，目的是不让奥地利受到过度削弱而让法国过分强大。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英国为避免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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