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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19世纪上半期围绕“东方问题”所产生的大国关系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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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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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要是冲突关系）、3英－土关系（主要是协调、利用关系）、4英－法关系（主要是协调、利用关系）、5俄－法关系（主要是冲突关系）、6英－奥关系（呈混合关系——即冲突与协调并存）、7俄－奥关系（主要是协调、利用关系）、8法－埃关系（协调、利用关系）、9英－埃关系（冲突关系）、10法－土关系（呈混合关系）、11奥－土关系（呈混合关系）、12法－奥关系（呈混合关系）、13土－埃关系（冲突关系）、14俄－埃关系和15奥－埃关系（最后两对“关系”的“关系”不大，在分析中忽略）。这十五对或十三对关系函数（Function），加上英、法、俄、奥、土、埃六个自变量，构成一个不断变动的体系（System），而通过对这样一个体系的分析，我们看到：
其一，大国之间实力相差不大、矛盾错综复杂，形成了一种多极格局。比如英俄矛盾是这一时期欧洲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但英法之间的矛盾有时甚至达到远甚于英俄矛盾的程度，从1840年7月15日英俄撇开法国与普奥土在伦敦秘密达成《解决近东事件协定》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当协定通报给法国后，法国颇受刺激，大为光火。一气之下在国内动员了军队，准备不惜与诸大国对抗。然而实力的对比和现实的国际局势使法国很快冷静下来，明白自己不足以与诸大国抗衡，于是主动作出让步，在英国满足了自己的一个菲薄的条件后，乖乖接受了《解决近东事件协定》的安排。这个事件说明，在多极的国际体系中，某几个大国的“协调”可以决定利益的分配。如果某个大国意气用事，在某个问题上固执己见，不采取变通一点的态度，往往会使自己失掉发言权，因为这会促使别的大国联合起来，作出不利于它的安排，而这种作为其它大国协调一致的结果的安排，自己即使感到不满意，也不得不忍辱接受。再比如俄国，在18世纪后半期的两次俄土战争中，欧洲列强鞭长莫及，使它顺利的独吞了战果，而在19世纪上半期，欧洲大陆上同时存在着五、六个同一当量的大国，俄国的每次行动也就逃不脱来自西欧的干涉，这使得它无法为所欲为，只能寄希望于利用众多势均力敌的对手之间的矛盾，所以每当西欧大国之间矛盾激化之日，便是俄国大获其利之时，反之俄国则不得不大大吃亏。这种情形正体现了“多极”的特点，没有一个行为体可以单独主宰一切，在一种均势状态之下，成败可能更多的取决于行为体在体系中的“位置”（即其他行为体之间的矛盾是否对它有利）而非实力。同时我们也看到，这种相互制衡的格局并不稳定，各国利益目标存在根本的冲突，在既缺乏保证正义的国际法和国际机制，又没有一个压倒一切的霸主的情况下，“正义的原则只存在于炮火猛烈的一方”（拿破仑语）所有的协调、缓和都成为暂时的“休战”，各种力量不断分化组合，矛盾不断演化发展，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
其二是在体系中“牵一发动全身”，一个自变量或一对关系函数的发展、变化将影响整个中近东和欧洲的局势。其中俄－土关系与俄－英关系、俄－法关系的交互作用最为重要，俄国对土耳其的进逼不断引发东方危机，而英法的反应则决定了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例如在1821－1830年的希腊独立运动中，沙皇本想借支持希腊独立对土耳其大开杀戒。但在奉行正统主义原则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警告下，一时未敢轻举妄动。在土耳其政府扩大了对东正教臣民的镇压运动后，俄国又急于动手，然而苦于没有一个可靠的同盟者，所以只好按兵不动。1823年3月25日，英国首相坎宁发表了一个颇令人奇怪的声明，宣告从即日起，英国承认希腊和土耳其是交战国。这既表明了英土关系的复杂微妙，也显示的决策者个人对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俄国感受到了这个声明对自己在希腊问题上的优先发言权的的巨大挑战，同时也嗅到了一个对土耳其发难的绝好机会。于是，东方问题关系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奇怪局面出现了。一方面,坎宁认为，解决东方问题的关键在于俄国，如果英国不与俄国协调好关系，将使自己失去在东方问题上的主动权和发言权；另一方面，虽然英俄矛盾极深，俄国还是一直希望英国成为自己在东方问题上的合作者，获得英国的支持是俄国的第一选择。这样，尽管英俄各怀鬼胎，它们的立场在1825－1826年间迅速接近，成为19世纪上半期的一道奇特景观。1826年4月4日英俄签订了《彼得堡议定书》，协调了双方在希土问题上的立场，规定英俄将相互支持，调停希土争端，以图建立一个在土耳其皇帝统治下的希腊；如果调停失败，英俄再采取一致行动，建立一个独立的希腊国家。俄国在得到奥援之后，借机对土耳其人施加压力，迫使土耳其签订了《阿克尔曼协定》。协定丝毫没有涉及希腊问题，而只是使俄国人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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