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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19世纪上半期围绕“东方问题”所产生的大国关系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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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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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了自己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这是英国人始料不及的，英国人对俄国人的仅有的一点信任打了一个大折扣。次年，俄国人支持的卡波迪斯特利亚在希腊国民会议上被选为总统，表明俄国人在希腊的势力极大增强，更引起了英法的担心。法国也很快与英国协调了立场，积极介入希腊问题。同年7月7日，在英法压力下，三国召开了伦敦会议，以《彼得堡议定书》为基础，就希腊问题缔结了《伦敦条约》，要求希土迅速脱离接触，在一个月内交战双方签订停战协定。我们可以看到：当大国在东方问题上争吵不休、矛盾重重的时候，土耳其尚可以依仗某个大国（主要是英国）夹缝求生 ，勉强度过难关；而当大国暂时达成妥协、取得相对一致意见时，这个“病夫”就毫无“外交”可言了，不管它表现出了怎样坚定的决心，也只有挨宰的份儿。在1827年10月底，英、法、俄三国联合舰队于纳瓦里诺全歼土耳其舰队后，土耳其感受到了自己生存面临的巨大挑战，遂决定绝断与三国的外交关系，并向全国发出对三国开展圣战的号召。事实证明土耳其的态度是极不明智的。俄国趁机于1828年4月14日正式对土宣战，在自身付出了惨重代价后，迫使土耳其求和。次年9月14日的俄土《亚得里亚那堡条约》使俄国人的势力接近了君士坦丁堡。条约反过来引起了英法的不安，使三国在这一地区的关系又趋于紧张，最终导致了下一轮东方危机直至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
其三，国家利益因素乃是整个大国关系模式背后的无形巨手，推动着各种矛盾的发展。在国家层面的分析中，这一点已经充分体现，而在更宏观的体系层面上，国家利益的驱动力就更加彰显了。我们当然决不否认国内政治体制、民族传统、决策者个人性情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但19世纪上半期的欧洲国际关系史一再表明：国家利益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国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战略，也决定了各国之间的矛盾的存在；而且随着利益关系的变化，矛盾的重要程度不断调整，这也就决定了谁是谁的头号大敌，谁是谁当前可以利用的朋友，谁会和谁结盟对付谁。比如土耳其对欧洲基督徒的暴虐绝非英法所乐见，但这并不对它们共同对抗俄国造成妨碍；又如土耳其和埃及，尽管后者名义上是前者的藩属，但它们却偏偏要依靠“异教徒”之力来争斗不休。尽管各国都会为自己的行动找到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俄国自封为“东正教徒的天然保护者”“斯拉夫民族的解放者”，英国则要“遵守奥斯曼帝国古代惯例”），但在奉行“丛林法则”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正义的原则成为了侵略者的幌子，成了卑鄙者的通行证，那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们早已向我们说明：“没有永恒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恒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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