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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古代世界的早期国家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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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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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人口多数的国人和野人也没有足够根据说明他们是奴隶。因此，杜先生既不同意中国古代城邦中有市民会议的说法，也不赞成古代奴隶制的史观。[3]
3、林甘泉观点
林先生认为，城邦作为早期国家的一种形式，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并非所有国家和民族都经过城邦阶段，例如，一些游牧民族所建立的早期国家就不具备城邦的特点。即使在定居的文明民族那里，恐怕也不能说最早的政治和社会组织都是城邦。城邦的基本特征是：（一）、每个城邦都以城市为政治中心，城市统治农村。（二）、城市居民的主体是具有一定政治权利的公民（包括贵族和平民）。（三）、城邦所有制具有公有和私有的二重性。（四）、城邦的公民是城邦的主要军事力量，也是城邦政治生活的重要角色。（五）、城邦之间存在着不同形式的联盟。按此看来，中国商周时代的方国和封国也是属于城邦类型的国家形态，但其政治体制与古希腊的城邦则有很大差异。国人在春秋时代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国君和卿大夫不能不重视他们的向背，但在日常生活中国人并没有立法权也没有选举权。周代的政治制度与宗法制有密切关系，周天子和诸侯，既是国君，又是宗主，具有天然家长的身份。周王室和春秋列国有卿大夫朝议制度，但重大决策最后往往取决于国君本人的意志。中国古代城邦的政体是一种等级制度的君主专制，而不是民主制或共和制。这是决定中国较早建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封建社会只有开明专制和民本思想的传统，而缺乏民主共和的条件，这不能不说与古代城邦的君主专制政体也有一脉相承的关系。[4]
4、田昌五观点
田先生认为，所有古代国家都是城市政治国家，由特定的享有政治自由的社会集团构成，也可简称为自由人的国家。他们不仅有人身自由，还享有政治自由，是国家的公民，在国家中享有特定的政治权利，有参与决定国家大事的权利。中国古代国家以家族和宗族为内涵，因而不是一般的城市国家，而是宗族的城市国家。中国古代的城邦不是象希腊、罗马那样的城邦，而是一种宗族城邦。中国古代社会结构表现为宗族和宗族谱系，因而国家形态表现为族邦。每个国家都由一个或几个宗族构成。作为国家的象征，一曰宗庙，二曰社稷。中国古代国家同样存在民主制。由于中国古代国家以族邦的形态而出现，其民主制也有自身的特点。最突出的是，国君就是宗主，宗主世袭，国人尽可以对立君发表意见，甚至可以废旧君而立新君，但不能改变宗主世袭制，更换国君不过是更换宗主而已。当政的贵族也从小宗的宗族中产生，照例由国君委任，国人可以议论、甚至推倒执政的贵族，但没有直接推举执政的权利。由于存在着宗主制，中国古代民主制度是有限的，是一种宗族民主制。总之，中国古代国家和宗族组织是合而为一的，因而是一种宗族城市政治国家。其国体曰族邦，其政体是贵族式的，而国家的隆衰兴替，人君的废立，贵族的存亡，则取决于国人的态度。[5]
5、赵伯雄的观点
赵先生从城市、国家、公民公社三方面将西周的邦与古希腊的城邦做出比较，认为西周的城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与古希腊的城市有着质的差别。希腊每个城邦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各城邦之间基本上是对等的国与国之关系，其上无一个特殊的、至高至尊的权威。而西周各邦并不是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周天子统治的周王朝（亦即天下）才是一个国家，尽管这个国家各个部分是十分松散的。天子与邦君之间的君臣关系十分明确。周室东迁后王室衰微，这时的邦逐渐具有真正的国家意义，但也同时具有了领土国家的雏形，距离一城即是一国的城市国家的形态相距甚远。至于所谓公民公社，希腊的公民按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应是“凡得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这样的公民不要说在西周，就是在中国有史可考的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存在。西周国民和雅典公民有很大不同，其政治权利非常有限，受着君主政体的制约，参加政治一定要在专制君主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国人的参与国事，只能看作是原始民主制的遗存。国家的主权，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掌握在国人手中。他得出结论说，把西周的邦说成是城邦（或城市国家）是不合适的。[6]
6、顾准观点
顾先生指出，城邦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的独立主权国家。理解希腊城邦，首先不要和我国春秋时代及其以前小国林立相混淆。春秋以前诸小国，从有史时代开始，就有一个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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