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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古代世界的早期国家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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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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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驾他们之上的神授的最高权威。希腊远古时代有过这样的最高政治权威，然而从多里安人征服以后，这样的最高政治权威不再存在。希腊城邦制实行主权在民与直接民主制度，城邦的政治主权属于它的公民，公民们直接参与城邦的治理，而不通过选举代表组成议会或代表大会来治理国家，这是我国古代从不知道的东西。公民，公民权，等等，不见于我国古代，也不见于埃及、两河流域等早于古希腊或与古希腊同时的“东方”各帝国。“主权在民”的希腊城邦的“官制”，也具有自己的特点，和我国古代的官制有原则上的区别。从远古时代起，我国专制君主下就已经有十分发达的行政机构或官僚机构。从古代中国、埃及、两河流域、以色列、叙利亚、波斯、印度等的历史，都找不到城邦制度的影子。城邦制度的希腊在世界史上是例外而不是通例，而在古代东方史中，政制的演变倒具有某种共同之处，即它们都存在过“神授王权”；有一个身兼军事领袖和最高祭司的最高统治者，即君主。他的权力是绝对的，人民是他的“臣民”。远古希腊一直存在过“神授王权”，城邦制度是“神授王权”在一种特殊环境下演变出来的东西，并不是直接从氏族民主递嬗过来。[7]
7、陈隆波观点
陈先生认为除希腊、罗马在多数情况下城市和国家的产生时间大体一致外，古代东方最古文明地区一些国家的诞生，并不和城市的产生同时。把古代东方这些最早国家和希腊罗马等同起来，是否定了从作为防御的城到作为工商业经济集中地的城市还有一个发展过程，没看到城和市既相联系又有区别。古代东方早期国家与希腊罗马城邦的区别在于各自建立在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基础上，从而使各自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阶级结构、政体形式和早期历史的发展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希腊罗马是建立在古典所有制基础上，联合起来对抗外界的公民的集体。城邦是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到城市形成阶段，农村公社瓦解，私有制和奴隶制发展，阶级斗争的结果；是一定地区历史发展的结果，不是原始公社解体后具有普遍性的、自发形成的原始国家形态。西亚、北非早期国家不仅开始没有达到城邦阶段，而且以后也没有发展为希腊式的城邦，而是向着广阔领域的王国和帝国发展。[8] 三
这里，我想简略介绍一下胡钟达先生的一些观点。胡先生是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在林志纯先生以外的另一位知名前辈，现为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之一。胡先生最近刚写了《专制王权与民主政治的对比——古典时代中国、希腊政治制度演变的比较研究》一文初稿，尚未发表。这篇文章与本研讨会的主题直接有关，也与我国关于城邦制度、专制王权和古典民主政治的讨论有关，所以我征得他的同意在这次会议上略为介绍他的看法，并向各位学者求教。[9]
胡先生认为中国的殷周时代和希腊的迈锡尼时代都可以认为是列国林立、强者称王的时代，王权的发展可以认为大体上处于同一水平。中国从周克殷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希腊从荷马时代开始到希腊城邦独立自由的终结，两者同归而殊途。在这一时代，中国西周春秋时期的封建王权向战国时期的专制王权发展，到秦统一中国，列国并存的专制王权更转化为大一统专制皇权。大体上同一时代的希腊，带有军事民主主义色彩的王权在其初生阶段就向贵族共和过渡，其中不少城邦经历过一段僭主统治以后，更进一步向民主政体过渡，雅典是最熟知的典型。两个社会发展阶段相若，在历史上又大体处于同一时代的文明古国，在政治制度的演变上却显出了如此鲜明的反差。
胡先生从两国王权的强弱在起点上就有差别，两国不同的对外扩张方式导致不同的结果，两国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差异来说明两国政治制度发展不同的原因。文章很长，内容很多，这里只引述其结束语部分。
胡先生持中国古代社会乃至人类古代社会属封建社会说。他认为在封建领主经济的基础上，只可能保留着某些军事民主主义的残余，不可能产生民主政治。在地主经济和小农个体经济的基础上，只可能出现专制王权和大一统专制皇权，也不可能产生民主政治。只有在商品经济相当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可能发生民主政治。
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又是一种观念形态。民主政治的细胞是具有自由、独立人格而且彼此处于平等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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