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团密切监督，尤其是它的逮捕须经司法人民委员的签署。[6]但全俄肃反委员会很快突破了这道限制。1917.12.30当契卡的一次逮捕受到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干预后，契卡向人民委员会提出申诉。次日1918.1.1人民委员部即批评了司法人民委员部，[7]并修改了司法人民委员部的权限。虽然原则上人民委员会仍肯定逮捕须由司法人民委员部批准，但实际上又允许在紧急情况下先斩后奏，便宜行事。[8]两天之后人民委员会专门对契卡和司法人民委员部职能作了区分，契卡的逮捕从此不必再报司法人民委员批准，只须通知司法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9] 这次事件最直接的结果是契卡获得了独立的不受干涉的逮捕权，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人民委员会在1918就所有有逮捕权的委员会（包括契卡）和司法人民委员部之间的关系作了决议之后，又专门对契卡与司法人民委员部的职能作了区分，赋予契卡较之其他委员会更大的权力，从中我们不难感觉到契卡地位的凸显以及苏维埃政权对其的倚重（的确后来随着国内局势变化，一些委员会逐渐已没有存在的必要，如反抢劫委员会，反酗酒及暴行委员会纯粹是为了应对革命胜利初期混乱异常的无政府状态而设立的。还有一些委员会，譬如各类调查委员会，则先后被纳入了正常的国家机关序列，只有肃反委员会由于其特殊任务，所以在国内战争的危害情势下，权力急速膨胀，地位亦日益彰显。）此外这一系列决议是还一再强调委员会与各部门间冲突（包括司法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全交人民委员会仲裁。各部门不得中止委员会的工作，这实际上将委员会提到了与它们相平行的地位。
在此事件之后，全俄肃反委员会名义上仍然受着司法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督，这两个部门还要向契卡派遣相当级别的代表，但事实证明这种监督是软弱无力的。1918年12月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司法人民委员部驻契卡的代表美·尤·柯兹洛夫斯基 认为契卡进行了非法镇压而与契卡全务委员会其他成员发生冲突时。俄共（布）中央在得到捷尔任斯基报告后随即解除了柯兰洛夫斯基的职务，[10]可见此时的契卡只对俄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负责，舍此之外，谁也无法对其进行任何的制约和监督。
1918.1.28人民委员会决议成立革命出版法庭，此前在1918.1.26日人民委员会会议上还就革命出版法庭和肃反委员会间关系作了讨论，并通过一项决议："革命法庭只能惩处出版机关，不能直接处罚人，但这并不否定肃反委员会和其他政权机关有权逮捕那些在报刊上发表言论证明他们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人。"3天之后----1918.1.31---人民委员会进一步就侦缉制止机关同侦查审判机关间权限作了划分，决议一切侦缉、制止和预防犯罪的工作，集中于肃反委员会，而案件的进一步侦查和起诉，则均由法庭调查委员会负责[11]
很快一切关于契卡权限和职能的讨论和决议都变得异常无聊乃至可笑。
随着1918.2德军在前线恢复了军事行动，尚未在俄国建立起稳固统治的苏维埃政权顿时岌岌可危，在这种紧张的情势下，苏俄政权先后发表了《人民委员会告会俄国劳动人民书》，[12] 颁布了《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法令。列宁在法令中亲手加入了这样几条----"资产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男女，均应编入挖壕营，受赤卫队负监视；反抗者枪毙。……所有敌方奸细、投机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动者，德国间谍，一律就地枪决。" [13]根据此项法令，契卡在1918.2.23公布了一项通告。认为全俄肃反委员会以前是太宽大，太仁慈了，现在值此危急时刻"对于反革命分子、间谍、投机商人，暴徒、流氓、怠工者和其他寄生虫，除了在犯罪地点就地无情消灭以外，没有别的斗争办法……" [14] 全俄委员会拥有了这项不经审判便可执行枪决的恐怖权力之后，它的权力从此摆脱了一切制约和羁束，犹如脱缰之野马一发而不可收。
它可以无须任何手续逮捕它所认为的敌人，并且往往不送交革命法庭而自行处置。[15]（而契卡在成立之初时权力是极有限的，它所能采取的措施只是"没收，捍走，没收卡片，公布人民敌人名单"，虽然它也有逮捕权。但逮捕之后，契卡只能对敌人进行预审，然后必须送交革命法庭审判。）[16]契卡近乎随意的逮捕与制裁常常使苏维埃机关和企业的正常运程也受到干扰，乃至国防委员会还专门就契卡逮捕苏维埃机关和企业工作人员的程序形成决议。[17]列宁本人有时也不得不对契卡的逮捕亲自作出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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