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证券公司诉美国（1904）

　　十九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放任自流，蓬勃发展，"美国梦"展示出全新图画。新兴的"金元帝国"制造出摩根、卡耐基、洛克菲勒这样一批亿万富翁，形成了不可一世的庞大财团。但是，"创造财富"的神话常常演变为"掠夺财富"的现实。托拉斯[2]这一独特的垄断形式的出现，演绎了大鱼吃小鱼的故事，独立的中小企业沦为工业巨子、金融寡头的美味佳肴。诞生于自由竞争之中的垄断侵害了自由竞争本身。弱小的群体寄希望政府的保护，美国最高法院再次走上了历史的前台。它在北方证券公司诉美国一案中的判决，多少遏制垄断蔓延的势头。

　　（一）铁路垄断《反托拉斯法》出台

　　19世纪70－80年代，美国铁路发展迅速，垄断也随之形成。一方面，为抓住大的客户，铁路部门开始用"回扣"的办法，来吸引和稳住谷物商、屠宰业主、煤炭商等大客户。对铁路来说，这一做法稳定并提高了货运量；对运输大户来说，大大降低其商品的运输费用，减少了成本，以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和更高的利润。另一方面，铁路又通过抬高小城市运费、支线铁路运费和零散商品运费的方法，来弥补其支付"回扣"的损失。实际上，就是通过欺小扶大，拉强压小的办法，达到收支平衡，甚至谋取暴利。因此，铁路成为商业运营的"调节阀"，对大户，它意味着快捷、方便、低廉的服务，对小户，它代表着傲慢、限制、昂贵的代价。对于这种歧视，没有人加以质疑，因为根据当时法律，铁路大亨们拥有凭借自己的财产去做他们乐意做的一切权力。1895年的一篇法律论文指出："任何国家都不存在如此不受限制的公司权力"。"这是公司的时代"。[3]

　　1882年7月，铁路巨头们聚会新英格兰的避暑胜地，就煤炭进入市场的数量和价格达成了协议，操纵市场价格。它直接的恶果是1883年秋，纽约爆发了煤炭价格暴涨和波及广泛的抢购狂潮。不仅如此，所有依赖于铁路运输的东西：木材、肉类、蔬菜、水果、羊毛、棉花都被垄断控制着。中小农场主们更是发现，铁路贵族拥有了巨大的货仓以囤积谷物，他们只能面对两难的选择：或者支付居高不下的铁路运费；或者付出储存粮食的高额代价。可怜的农户只得眼看着自己辛勤的劳动果实成为铁路大亨的囊中物。当时的一位观察家写到：作为农民，他"孤苦零丁，软弱、穷困、无知，要打10美元或100美元的官司，他必须自己去单挑富有的铁路公司。"[4]

　　农户的不幸遭遇，市场的动荡，使地方上有良知的官员和国会议员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政府开始取证调查，铁路部门是"如何制定运费"的有关听证会也在各级议会展开。但是，在早期资本主义放任自由的时代，禁止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活动成为一项金科玉律。当州和地方政府试图通过规范铁路运费的法案时，联邦法院的法官们便出面干预了：各州不享有干预州际商务的权利，只有国会才拥有这项立法权限。

　　显然，解决问题的"钥匙"掌握在国会手中。1887年，国会通过了《州际商务法》（the Interstate Commerce Act of 1887），它禁止在铁路运输中支付"回扣"；三年后，国会又通过了共和党参议员谢尔曼提出《谢尔曼反托拉斯法》（the Sherman Anti-Trust Act of 1890），根据宪法授予国会的管制州际商务的权力，该法规定任何限制州际商务和对外贸易的垄断和阴谋垄断的商业契约、行为和联盟都是违法的。谢尔曼不无担心地指出，如果不控制垄断，美国人最终会面对"一个控制了一切生产的托拉斯和一个决定了一切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主人"。[5]这一法律宣示了美国的一个基本国策：维持公平的市场竞争。但通过法律是一回事，执行法律又是一回事。工业巨头和铁路大亨千方百计地回避法律约束，钻法律的空子，而保守的法庭也常常站在他们一边。在著名的"美国诉奈特公司"（United States v. E. C. Knight, 1895）中，最高法院以8比1判决说，在宾夕法尼亚州内进行的糖业托拉斯的合并，并没有直接涉及州际商务，因此不属于联邦政府管辖范围。至于这家控制了全国95%白糖产生的糖业托拉斯，是否只在宾州销售它的产品，则不关最高法院的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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